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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同志參與環保生態保育的意義,對您而言是什麼呢?」腦中縈繞著編輯在電話彼端的提問,也讓我回溯著這些年的參與經歷。誠然,後來從土地徵收到聲援反核,我確實都是不避諱公開自己的性向身分,時常與男友攜手出沒在街頭。而這一切的初始,仍是跟自己最切身的議題:2004年的同志大遊行上,我開始學著在街頭呼喊,而第一次的口號總是這麼記憶猶新:「異議公民、彩虹城市、花樣主體、同治國家」。

然而,「異議公民」又豈是「性別」議題而已?當我們期待主流異性戀能打開多元對話的空間,也應該試圖理解到自己在不同場域中所處的主流位置、一起打造多元的「彩虹城市」。還記得大學的時候剛出櫃不久,還在校園中辦理一系列性別相關的活動,也同時開始接觸其他領域的社會議題,諸如雲林湖山水庫的開發爭議、嘉義郡役所的保護…等等。後來,我便未特地去區別公共議題的屬性;因為身為一個男同性戀,有機會感受到被壓迫的經驗,藉此就會試圖去理解死刑爭議、賦稅公平、核廢料處置、媒體識讀、勞動權等議題。

大學畢業之後,我前後在「抗暖化大遊行」執行處兼職,然後在台大社會系擔任研究助理,接觸了「基因改造食品」與「審議民主制度」。最後在「台灣環境資訊協會」(Taiwan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association, TEIA)中任職,主要在網站上進行各種環境議題的彙整、協助發行每日電子報,並培訓公民記者協同進行採訪。那時懷著滿腔理想,認為投身非營利組織,就有機會在溫飽之餘,同時實踐對社會的理想。

在學生時代參與各種街頭抗爭之餘,我也暗自思忖,公共倡議的方式,不應只有一種;街頭運動是開啟多元對話的起點,但是有了對話空間之後,如何深耕議題?TEIA自許為「獨立媒體」的理念,因此相當吸引我:嘗試藉由資訊公開與不同觀點的揭露報導,讓更多環境議題可以提升其能見度,並留下記錄、有機會獲得討論。公民社會既然非一蹴可躋,而深耕議題的第一步,就是知情與資訊公開。

雖然有其理念,但是組織營運還是有其實務上的壓力。這也讓我發現議題跨界的重要性:因為議題選邊站,往往是公共議題最後動員與抗爭的策略,而何以在這個議題上是盟友的人、卻在另一個議題上成為對立的敵人?例如在反賭場大遊行中認識的婆婆媽媽,有人是因為反娼而反賭,在性工作合法化的議題上,卻立定是主流觀點;又例如在同志大遊行中認識的圈內朋友,有人也認為核電廠勢在必行、核廢料放置於蘭嶼,並非什麼大不了的事情。後來我覺察,各種議題只是一個表徵,而跨界對話背後的價值觀,才是思辯的核心。而面對各種倡議的公民團體,倘若都不能開啟對話,我們又如何有能力跟一般民眾進行倡議?

TEIA在2009 年獲得「社會公器獎」之後,我也離職開始攻讀研究所至今;一方面是思考上述的問題,一方面是在這些光環背後,我也看到一些組織的侷限。當組織發展到一個程度的時候,為了追求效率,會開始出現權力不對等的狀況;而一旦議題發展久了,也會出現意見領袖或是英雄人物。這些都是某種必要的階段,而對我而言,民主不應該只是一種制度,也是一種生活態度,因而每個人都應該有能力、有機會反過來影響這些會影響到自己生活的決策;小從職場領域、家庭生活,大到社會發展與政策制定...等等。

另外,若將視野拉高一些,台灣的社會運動發展至今,也出現有同一群人重複動員的狀況,有人說這是「取暖」,進一步追問的是,要如何突破這種「和尚對和尚念經」的狀況?我必須承認,「取暖」有其凝聚社群認同的積極意義,但社會運動的菁英化,卻也必須進一步面對決策「課責性」(accountability)的問題、以及跟體制和草根群眾的關係。當然,接下來就免不了一連串「公民參與」的論辯,以及指認專家與常民的課題。對我而言,離開街頭之後,日常生活才是社會運動最主要的場域,而「公民對話」的能力必須永續,才能讓幸福跨界蔓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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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作者:曾任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採訪編輯、青平台基金會專案執行,並獲得陸委會第十三屆公民報導類非影音新聞獎、青輔會98年度政策研發競賽優勝;目前就讀於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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