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文發表於：「大學記」紀錄片粉絲頁
「忙、茫、盲，是為了自己的理想、還是為了不讓別人失望？」--張艾嘉，忙與盲，1997。
身為一個同性戀，自我與社會的衝突倍感明確。從小，當我還說不上來自己跟別人有什麼不一樣的時候，這個社會就揭櫫著「男兒有淚不輕彈」、「男兒膝下有黃金」這些教條；等到自己進入青春期之後，才藉由與社群的接觸，明白自己並不怪異、青春的孤獨也並非特例。然後才漸漸勾勒著自己的模樣，從父母師長的期待中脫穎而出，慢慢認識自己、建立自己的認同。
在探索性向的過程中，也會面臨職涯上的選擇。我來自中部的鄉鎮；從小的環境中，藉由訴諸陽剛氣質的特徵，也指示著什麼「生理男性」應該選擇什麼樣的科系。縱然會聽到什麼「行行出狀元」、「職業無貴賤」等話，但這就像「尊師重道」這種標語一般，僅僅只是口頭宣稱，實際上，更真實的論調是：「因為男生要養家，所以要選比較有前途的科系，而科技產業有國家背書，所以高中最好就選自然組。」
有點誤打誤撞在國立大學中讀了生命科學系，我的大學生涯正如野馬一般，「由你玩四年」。因為就讀的大學是綜合型大學，我有許多機會可以去修外系的課：中文系、農藝系、企管系、生物系… 甚至音樂系的課也修了兩學期。即便到現在，IUPAC的命名規則都剩下模糊印象，我仍記得修杜牧詩選的感動、還有聽老師導聆「合唱交響曲」的驚艷。
在大學以前，讀書對我而言，就只是競爭考試。小鎮生活，下了課後，其實也沒有多少選擇，廟口街區並不大，大家都對都會市區有著相當的嚮往，因為好像什麼精采的事物都在那裡… 那要如何擠身都會生活呢？競爭力簡化成都書考試後產出的成績。直到進入到大學後，我才心甘情願、歡歡喜喜的讀了些書，追尋知識的美好。
畢業後，回去找國中的導師敘舊；論及大考前的時光，國三的班導竟有點歉然；對她而言，身為升學班的導師，背負了太多校方與家長的期待，導致於她不得不執起教鞭訓誡。「我知道那樣的環境會破壞創造力，可是能怎麼辦呢？」入秋的落日金燦燦的灑在行政大樓的中廊，我想自己當年曾拿著分數極差的考卷，漫步在這樣美好的午後陽光中，不敢回家、卻又不知道去哪裡好。那時拿著考卷的忐忑心情，正與考前老師在講台上義正嚴詞的論述抵抗著，畢竟，在升學考試制度的現實前，加上城鄉差距的資源落差，選擇相當有限。
但此刻，老師並不用那套在講台上呼召同學用功念書的語調，而是畢業同學回母校的話舊。談及那些衝刺時光，老師輕輕的說，「我只好說服大家，必須先有實力才有選擇的空間… 雖然我也會想，大家有沒有能力去選擇？」老師頓了一頓，接著說「那年帶完你們班，我就轉行政職了。」
跟國三班導的這一席話，發生在我大學畢業後、準備入伍之前。在那個生命轉捩點的路口，我只是確定，我並不想進實驗室，但是要去哪裡，卻也說不上來。入秋的小鎮，陽光暖暖的曬著甚是舒服，步出母校校園，心情卻有些恍惚，因為老師對於我的近況，也問了「念這個畢業要幹嘛？」「不去產業界作研發，為什麼還念完這四年？」
紀錄片「大學記」中，所描述眾多在學大學生對自己生活的想像，有人是確切知曉所學，而毅然選擇科系，但也有人是「分數剛好到」，所以來就讀。影片中，後者其實是多數，而這些同學也面臨畢業後的生涯規劃；其中，班導當年臨別前的疑問，也在該紀錄片中不斷被提出，甚至已經領了畢業證書的自己，不但「就業」的課題正面臨眼前，同時也面臨入伍的挑戰。
現在回想起來，幸運的是，我所就讀的大學是間「綜合型的大學」，因此我在脫離升學壓力之餘，還有比較多資源，勾勒出自己的模樣。退伍之後，我先是北上找了份研究助理的工作，之後到獨立媒體中任職；然後輾轉念了社會科學類的研究所。這些年，慢慢在自己的理想與職場選擇上間取得平衡，但就主流的價值而言，沒能順利照的「畢業」、「當兵」、「就業」、「結婚」這樣的腳本上演人生劇碼，當然多少會引起親友的關切。但是「忙、茫、盲，是為了自己的理想、還是為了不讓別人失望？」是我一直掛念的問題。
不同於職涯發展或升學選擇，「性向」這一塊，是更難以妥協的。如果不是瞞騙父母一生、就是偽裝自己一輩子，不然就是將生活切割成分成兩個獨立的人際網絡。於是，從「性別議題」衝突經驗，回過頭來看執涯發展或升學選擇的問題，我才漸漸明白，父母師長的出發點就算都是善意，但善意的建議卻不見得是有助益，因為每個世代都有自己的結構性問題，而爸媽師長也因為他們的生命經驗與時代背景，所知其實有限。不只是難以細想「如果我的學生/小孩是同性戀」的狀況，也難以理解現在青年貧窮化所包括的「非典型勞動」、「結構性失業」…等狀況。
而無論是「性別友善」，或是「適性發展」，冠冕堂皇的宣稱背後，體制教育以及教育現場，仍大多充斥著為企業作人力培訓、成為資方教育訓練的單位；至於公民素養的思辨對話空間，仍嚴重欠缺，遑論公民參與與社會實踐了。「讀書」的目標是「找工作」、體制教育仍訓練學生「服從」、「聽話」、「以和為貴」。「家父長式」的威權幽靈從未散去，從「家和萬事興」開始，到進入職場，都是要「好好聽老師/ 父母/ 主管 /老闆的話」。於是，從科技業工程師到醫療人員，乃至於一般勞工，「血汗過勞」頻傳，但是平均薪資倒退十三年… 更別提眾多以「實習」、「建教合作」為名，剝削年輕勞動力的問題了。
或者換另一種說法是：在目前的台灣，所謂的「公共關懷」是被界定好的。學校會有資源挹注國際志工服務、偏鄉教育服務、資源回收志工服務… 只要不觸及權力結構問題，作些「愛心展演」，大抵都相當歡迎群眾以「公共關懷」為名，行「無償勞動」之實。我無意否認許多部落經營、投注許久的志工隊傳統，但是「公民素養」被簡化成「有愛心」，的確是目前校園環境中的限制。我們的教育並沒有告訴我們如何在勞動現場自我保護、爭取權益，或是理解組織工會的重要性、認識世代正義的問題，反而是污名化了各種社會運動抗爭。許多切身的問題，像是媒體壟斷、開發爭議、稅賦結構、性別多元…等等，教育資源仍有許多尚待填補的空間。
這部由教育部顧問室指導、「學生觀點之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規劃計畫」執行製作的紀錄片「大學記」，主要呈現了現在在學大學生的觀察與經驗。而筆者在本文中則嘗試將這些衝突與矛盾，放在一個更大的脈絡下檢視，並且試圖指出，這些衝突背後所涉及的資源分配與議題界定，其實充滿各種權力不對等的狀況。由衷的期望，這個計畫仍有持續發展的可能，或是在其它不同的場域中，能擴大影響、深耕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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