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 在身體中發現「社會」
身為一個男同性戀，當我告訴別人「我是gay」的時候，從來就不僅僅是「我是個男人、我愛男人」這麼簡單而已。
以前小時候，會覺得自己很「怪」，有些事情不知道該跟誰講、或不知道怎麼講，長大後會想起來，才知道那是一個被「異性戀」意識型態籠罩的氛圍：當我不強調我是gay的時候，每個人都被預設為「異性戀」，從電視八點檔到床邊故事都是這樣。那段青澀的歲月，還要假裝自己是異性戀，扮演父母、師長、同儕眼中的角色，只為了不讓自己被排擠，但私底下又覺得「好累」，忍不住在文學、電影中找尋類似的情節片段，以尋求一些自以為是的支持、讓自己不致於太「孤獨」。直到後來，也開始結識更多同性戀的友人，我才發現這樣壓抑而強顏歡笑的歲月，竟是每個人或多或少的生命歷程，我終於知道那些「男兒有淚不輕彈」、「男兒膝下有黃金」的俗諺，正是一種桎梏，牢牢的制約住每個身體。
從家庭教育到社會價值，我們一直被規馴（無論是懲戒或獎賞），去扮演出一種「正常」的生活腳本，即便那跟真實的自己天差地遠。於是，我在自己身上發現了「異性戀」的社會烙痕，我無法將之抹除、或否認其存在，只能試著和平共處；所以，每當我要自介的時候，無論是升學考試、或求職找工作，我頭一句就會說：「嘿！首先呢，我是個gay…」
二、 我的憤青歲月
我嘗試凸顯自己的邊緣位置和生命經驗，也嘗試讓異性戀們有所警覺：他⁄ 她們可不是唯一的必然，即便這個社會無所不在的都是以他/ 她們為主的文化與制度。但是在自己找到與社會和平共處的方法之前，那些邊緣的身體/ 生活經驗，的確開展了我更多觀看世界的方式：倘若關於性別（如同性戀）的污名化是如此，我也應該能轉化觀點去探查其他關於農村、勞工、環保等等的議題。
這個社會很虛偽。明明說行行出狀元，可是選科系的時候，爸媽就會搬出求職高薪等經驗談，說還是能選白領工作為好（實際上，政府在各行業挹注的資源，或對不同階級的分配都相當可議）；學校教育也很奇怪，書上教的和實際上作的，落差也很大（去問問在醫院工作一段時間的學長姊如何看待當年的誓詞、或是任教多年的老師怎麼看待當年師資教育的內容就知道了）。
我走出實驗室和學校圍牆，才發現這些光怪陸離的事情，一件件都讓我深感憤怒而又無力：廣泛如媒體識讀、公平稅改、高教議題… 等，乃至於地方的爭議開發案及公害污染等等。憤怒的是，這些事情怎麼就活生生、血淋淋的在我身旁上演；而無力的是，為什麼沒有人去在意，或是有人在意了，這政府依舊顢頇、社會仍然無感？
我開始明白，何以電視中那些搖旗吶喊、衝撞抗爭的人，看起來是這麼的「不理性」了：因為失能的體制，會將人的理智體力消耗殆盡，畢竟，如果不是試過所有「合法」管道，誰願意上街頭？如果不是被逼到絕境，誰有這麼多時間去搞抗爭？體制殺人於無形之餘，殘酷的事實原來是，那些在會議室中西裝筆挺的高官，光鮮亮麗的外表下，才是真正不理性的存在。諷刺的是，我們的社會很少找那些達官貴人們的麻煩，學校教育還時常以他們為榜樣… 我常常想，如果不是有機會發現社會、與之面對，我大概也是那樣自以為是的討人厭嘴臉吧！
三、 怕熱就不要進廚房？被污名化的「政治」
我漸漸的學會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，而不是藉由網路、電視或教科書；而我也開始學著去聽懂多元觀點，並試著開啟對話，也並非單方面的反駁。我們都太常去要求別人先來了解自己、而不肯輕易的先走出去了解別人，於是乎，言論滔滔，我們都忙著講而忘了聽。
我從街頭抗爭學著開始講自己的故事，然後開始走到其他議題去聽別人的故事。但並非所有參與公共事務的人都有類似的經驗，而很多時候，只談形而上的價值理念，而對現實的政策與政黨遊說策略卻付之闕如。
偏偏在談及「社會參與」、「公共關懷」的時候，常常遇到這種論調：不少人會強調，這只是「愛心」，無關乎「政治」。彷彿「政治」是多麼骯髒的事情一樣，而遠離政治的公共參與又是多麼的清高… 我無意去否定很多志工參與的努力，但是這些個人實踐在制度下只是杯水車薪，如果只是依賴許多人的無償勞動、無薪付出，事情並不能真的解決。而且，到底參與政治與關心公共事務有什麼不一樣？
四、 公共行動與日常生活實踐
我常常覺得，台灣的公民社會還在醞釀。我們太快有了投票制度，但這不是「民主」。看看身邊的人面對公共事務的態度，不難想像我們離人民自己當家作主的程度還遠得很：選總統的心態不脫選出一個明君來拯救大家、而不是選出一位公僕來為大家服務；還有最常要做選民服務的立委民代，也不是去質詢官員或研擬議案，而是在跑紅白場跟人情關說。
「什麼樣的人民，選出什麼樣的民代」我有的時候會哀傷地這麼想。誠然，我們不能總是在街頭上衝撞，就像擔任愛心志工的效益也相當有限，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另一個身分：公民。
政客對於他們不想負責的法案，都會推諉說「尚無社會共識」。這當然令人氣結，但是民主如何不是一種多數暴力？從公民身分出發，在生活中培養民主的文化，或許是一種可解的方式。我們沒有辦法一直受議題動員而走上街頭，可是我們可以把這些議題討論帶進日常生活中。
街頭抗爭很重要，但只有街頭抗爭是不夠的，還是有人能把這些議題帶進生活的場域，在選舉機制中形成影響力；更有甚者，就是把這些議題帶進會議室中，跟利害相關者周旋協商、納入政策配套中。台灣有不少組織者在街頭投身許久，也有不少倡議者能爭取進入會議室中，可是能投身非營利組織工作者進到社區做培力的，比例上仍舊懸殊。
如果我們願意開啟一點想像的可能，去想像一個比較美好的明天，那上述的三個場域，都是我們可以著力的地方；而有別於個人的行動，或者是單純的擔任志工，這些行動的背後，是不脫對於「公共」的理解，也就是這些社會制度、資源分配對我們關切的議題背後相涉交互的關係。簡而言之，在個人與群體之間，覺察一個「社會學」的觀點，才能同時「見樹又見林」，而非將各種社會議題過度簡化為個人的問題；或者將各種社會議題推諉給國家政策去處理。
五、 與其詛咒黑暗、不如點亮光明
正是因為台灣上在一個民主深化的轉捩點上，身為台灣當代的青年世代，我們的行動愈顯重要。現在的壯年世代、國家政府做了許多決策，但是面對後果的都是我們：他們決定蓋核電廠，我們要想辦法處理核廢料；他們決定要舉債建設，我們要想辦法處理債務；他們決定放任大企業的開發污染，我們要承受無法耕作的土地或受污染的河水和空氣；他們口口聲聲要發展經濟，可是發展的背後，是我們要面對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。這是為什麼青年世代必須關心政治、要參與公共事務，特別是在台灣當代。
上一輩的經驗也難以適用於目前：在經濟起飛的那個年代，他們只要肯工作，便能養得起家、買得起房；可是我們恐怕做到過勞死，只靠自食其力也不見得能有安穩住所，甚至還有可能因為勞健保瀕臨破產，我們整個世代的晚年都堪憂… 更別提少子化的威脅了。我們如果都知道這些事情，那麼我們期待高等教育能給我們的，就不該只是一個「工作」而已，還有作為一個「公民」的責任和覺知，一起面對我們這個世代的課題。
（筆者為台灣青年公民論壇協會理事；本文為筆者至高醫大社會與社工學系「社會學」課程之演講備忘稿，演講日期：2013/5/14）
高醫大演講影像紀實
留言列表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