擔任學生自治組織幹部，大概對於自己「能做什麼」、「該做什麼」，都會依循某種傳統，例如前一屆的行事曆、或是某種慣例，然後在這個框架下，做一些自己「想做的事」，例如增刪一些活動企劃等等。其實，這樣看來，能創新的空間相當有限，不過，大概學長姊或老師，都會這麼跟你/ 妳們說：不要搞得太複雜啦、之前已經有人失敗過了；任期也才一年、做不了多少改變；順順利利上任、平平安安交接最重要。面對這些保守的言論，我們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？
此外，在任期之中，我們可能也會聽到一些基進的意見，例如「學生會都太逸樂化了」、或是一些很抽象、但聽起來很有正義感的話，例如「大學作為高等教育組織，應該要涉入社會議題、回應社會期待」。對於這種說法，我們心裡大概也會滿腹委屈：難道只會辦演唱會有錯嗎？大家對公共議題不感興趣，能有什麼辦法？
本文是應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自治會之邀，於該校的「第二屆議事營」中，分享如何經營校園議題。在講座之前，與會的同學們已歷經過另一場「社會議題」的講座，並且演練過”world cafe”的討論模式了。作為演講的參考手稿，本文試圖指出，學生自治組織應藉由形塑校園公共性的過程中，釐清組織的定位，並藉由討論能量的擴散，一方面拉近與學生的距離，一方面呼喚出學生的主體性。
所謂「主體性」，簡單的說，就是「誰說了算」。校園事務，例如多少學分久要休學、要不要有門禁，這種事情，明明是對學生影響最大的，何以學生連置喙的空間都沒有？對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來說，此類公共政策的成形，受管理的群眾都能「由下而上」地來影響這個政策，而並非只是管理單位「由上而下」的片面約束。校園事務也是一樣，特別是在大學了，我們不能還是只會聽老師爸媽的話、連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都沒有。
但是「獨立思考」的能力其實是很個人的，而學生自治組織作為一個團體的單位，我們應該思考的角度是：如果同學們有獨立思考的意見，我們如何集結討論、發揮影響力？過去，這個問題有個很懶惰的答案，就是設一個意見信箱，有意見去跟校長說就好了，或是，學生自治組織作為一個反應的橋樑管道，可以代為傳達意見。但這樣真的很懶惰，而且如果這樣就可以解決問題，那還要學生自治組織幹嘛？所以要回到「社群」的概念，以跳脫單向的、菁英式的作法；簡單而言，每個人既然都會獨立思考，那一群人應該就有一堆不同的想法，而學生自治就應該試圖讓這些對話相互撞擊、彼此說服，然後依其結論與校方進行協商。
說來簡單，但做起來可不容易。要製造讓多元觀點相互說服的場域，基本上常見的有兩個門檻，一是討論能量、二是討論形式。可能有人覺得，門禁議題很重要，或是性別議題很重要，但是辦了活動，卻沒人來參加怎麼辦？然後，就算有人要來參加，是要辦一個座談會嗎、還是要辦一個營隊？接下來，與校方的協商如需要時日、任內無法完成怎麼辦？我這邊給出幾個準則建議，以供大家參考：在議題的選擇上，最好從學生自己的經驗出發，而學生自治組織的任務，是要經營這些議題、拉近學生跟議題的距離。其實每個個人的困境，都可以是一個公共議題，舉例而言，「我想談戀愛卻沒有對象」這看來是很「個人」的問題，但是如果今天妳知道我是一個同性戀，那如何經營一個校園友善空間，就會是個重要問題了；其次，另外一個狀況是，「我要打工我很忙、沒時間玩社團」，或許我們就該看見，是什麼狀況讓年輕人必須去打工？青年貧窮化的議題、或是打工族待遇的問題，都是可以深入發揮的點。讓我們來想像一個場景，今天北科大的學生會發表一份報告，指出校園內有多少同學有在打工、那些雇用店家對學生們的待遇如何（有沒有勞健保、有沒有符合最低薪資），進而學生會可以呼籲同學們去支持某些優良店家、抵制黑心店家。日常消費這件事情，本身也可以具有公共性；而藉由學生自治組織的行動（例如勞動調查），也能照顧到校內的打工族，提高他們交學生會費的意願，不然很多人都會說，我都忙著打工又沒參加學生會的活動，為什麼我要交錢？這個說法顯露學生會的破綻就在於，大部分的學生自治組織，只想到要辦活動給那些沒有打工的同學來參加而已。
我想強調的一點是，「你/ 妳是誰」當然可以由「你/ 妳自己」來定義，可是「學生會會長/ 議長/ 社團社長」是誰，我想，應該由學生們來定義。就像馬英九這個總統怎麼樣，不是他自己說了算，而是我們人民說了算。在名義上，我們學生自治組織，當然是能「代表」學生群體，就像總統對外也是代表政府一般；但是實際上，我們需要為這個「代表性」多做一些努力。上面這個打工勞動調查的舉例，嘗試勾勒出學生群體跟學生自治組織相互共生的形貌；學生自治組織要能回應學生群體的需求、而一旦學生群體看到改變的可能，自然也就願意投入了。這也是我一開始說的，組織的定位，其實是藉由回應學生集體性的需求而來，在你們試著去釐清這個「需求」為何的時候，就是形塑校園公共性的過程。要釐清這個需求並不難，大家一定知道哪邊會有對學校最多的抱怨，這個抱怨就是需求；比較難的是，要在這些個人經驗的背後，找到其「公共性」、找出集體行動的可能。
若能回應學生的集體焦慮，至少在參與意願的門檻上就會大幅降低，至於活動形式是什麼，就要針對個別議題而定了，可以是像”world cafe”一般的集體討論，可以是線上問卷或投票，也可以是一場座談會或一整天的工作坊等，不一而足。雖然形式上要是個案而定，但這個過程，就是我前面說的，藉由討論能量的擴散，一方面拉近與學生的距離，一方面呼喚出學生的主體性。當學生已經可以具體說出他們要什麼的政策想像，或是公共需求的時候，接下來就是跟校方的協商了。
跟校方的協商，這涉及組織的傳承。不只是學會怎麼寫企劃書、怎麼辦活動就算傳承完了，有不少事情是要歷經幾屆的爭取，成果才會有累加性，不會陷入「人走政亡」的僵局。這也是學生社團的挑戰，其中一任很強，那一屆就很會精采、很轟轟烈烈，但是一旦選出一個強差人意的會長，就一蹶不振了。反過來說，一旦校方面臨一個很有意見會學生會幹部，基本上最常見的策略，就是拖到他們卸任，就沒有問題了。所以一旦有充裕的對話、和校園議題的經營成果，學生自治組織就責無旁貸的要帶學生跟校方協商，就算協商過程中有任何的阻礙，基於責任政治，也應該秉持透明公開的原則，讓校園公眾有檢視公共事務的可能；而這個理念，也才是組織傳承更重要的地方，而不是在那些技術細節之中。
以前我常常會問身邊的朋友，明明門禁哪、校園性別友善哪、都跟大家息息相關，為什麼他們不參加學生會辦的活動？「參加了有什麼用？還不是場面話講一講，又不會真的有什麼改變。」是最常見的答案。所以藉由組織傳承，拉長與校方協商的空間，一方面是對參與同入的同學予以負責以外，一方面也是建立起學生自治組織的信用。簡單來說，如果下一屆願意教學生會費的人多了，就代表這個信用有建立起來，所以組織傳承是很重要的事情，要靠每一屆的主事者帶領幹部們，一起走進校園中，而不是整天只把自己關在學生會辦公室，還以為自己是足以代表學生全體的菁英。
學生自治組織，就該是為學生群體爭權力/ 權利，不要一廂情願的去討論那些很夯的社會議題，像是土地徵收、都市更新什麼的，也不要像井底之蛙一樣，只知道按表操課、照著前一屆的行事曆辦活動。不是說社會議題不重要，只是在沒有充足的溝通對話前，再重要的社會議題都容易變得曲高和寡；另一方面，學生會能辦的活動可不能只有演唱會而已（甚至很多時候，演唱會還是發包給經紀公司去辦）。希望今天的演講分享，可以開啟另一個大家對於自己組織定位的想像，然後一起為更美好的明天而努力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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