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前在台灣大專院校中的學生自治，往往是行政權為大，也就是學生會相對較為活躍；原本三權分立概念下的「立法權」（學生議會）與「司法權」（學生評議會）在組織經營上就相對薄弱。隨口問起身邊朋友對於學生自治的印象，就是「辦活動」；參與學生自治的動機，也不外乎想要學習如何「寫企劃」、「拉公關」…等等，幾乎等同於「學生會」在娛樂活動上的表現。很少有人是因為想要關切「校園公共事務」而參與學生自治組織的，至於當他們反問起，參與「學生議會」能學到什麼時候，我想，學習如何有效的開會、學習對議事規則的掌握，這事兒聽起來，還真不如去吉他社學幾個和弦、唱首歌來的好玩。
本文是「2013議事規則研習講座」綜合座談會的分享手稿。該活動是由政大議事規則研習社舉辦，在學員們歷經7/29至31的講座後，已經知曉了諸如動議種類與位階、委員會運作、組織章程與三讀、修正案… 等議事規則，最後的綜合座談中，將從學生自治的視角，檢視「議事規則」可能的侷限與助益。本文的主要論點在於，在「程序正義」的基礎上，仍有必要對議事規則有所掌握，但是在整個校園民主化的脈絡中，學生議會仍須經營與學生社群的互動，避免「議事規則」成為公共參與的門檻。
學生議會作為「立法權」的體現，在學生議員的選出辦法中，基本上是從各系中選出代表，至於多少員額才有一個席位，各校辦法不一而足。在組織運作上，學生議會是以「大會委員會制」，有別於學生會的「大會首長制」決策是以「首長制」，學生議會/ 學生代表會的決策是採「合議制」，因此學生議長/ 學代會主席是虛權。立法權作為制衡行政權的設計，學生議會主要專責監督學生會的預決算、並監督學生會的運作。然而，在運作的狀況上，前述的理念卻不一定能落實，而會變成兩種極端的狀況：一是學生議會作為學生會退休幹部的去處，二是相互制衡的機制卻激化成兩者的對立。
第一種狀況，主要是囿於目前一年一屆的交接過程，在組織傳承上面臨相當大的侷限。因此，學生會資深轉任議會，便能藉由監督機制、延長經驗傳承的時間，但是卻會陷入「老人干政」、「資深就是學問深」的狀況，簡而言之，就是「人治」；這種狀況，加上學生會本身公共性的喪失，連帶的學生議會也變成裙帶關係的網絡，整個學生自治圈就會變成一群人自己玩自己的遊戲，越玩越式微。第二種狀況，通常是學生議員直接依辦法產生，在缺乏學生會的行政經驗之餘，雖然少了人際網絡的牽絆，但在想要與學生會的抗衡下，有時會上演雞蛋裡挑骨頭的劇碼，讓後陷入惡性循環的對立中。這種兩常見的學生議會運作瓶頸，都再再彰顯了掌握「議事規則」能力的重要性。
從議事規則的觀點來看，第一種狀況，如果能有效的將檢討經驗轉化成會議記錄、然後與學生會一起聯手爭取學生權益，我想，至少會是一個好的結果。可是往往看到的都是「以老賣老」，因為複製了學生會「首長制」的決策過程，對於基本議事程序、以及委員會的運作，都付之闕如；而這幾個環節，正是學生議會何以是「虛位首長制」的關節。再加上「資深就是學問深」的關係，此類型學生議會大概也不會以什麼好的章程產出，更別提對三讀程序的掌握了，但是作為一個體現「立法權」的單位，卻沒有好好的立過一個法，這不是有點諷刺嗎？至於第二種狀況，就是在「預決算案」上大作文章，因為這是最實質「監督」學生會的方式，而把修正案、動議位階玩到底的同時，也造就了「學生自治」內部的對立，不但更難在校方制度上，與學生會聯手跟行政體制抗衡、也在某一種度上，把「學生自治」玩死了。
回過頭來看，全校選出一個行政首長（學生會長），是要來履行學生自治中的「行政有能」；而各系選出代表（學生議員），則是要代為監督行政權的落實，體現「立法有權」的理念。兩者的平衡，其實需要「議事規則」的知能，在實際的運作上，一方面秉持「程序正義」，進而推展校園民主的深化。「程序正義」說的白話點，就是「決定該怎麼做」，基本上在諸位第一天的「會議總論」、「基本議事程序」中都講過細節了，在此暫不贅述。一個有思考力與判斷力的組織，絕不是按表操課，可是很多學校的學生會，都是拿著前一屆的行事曆，做完就算，很少真的從學生主體性出發、考量到校園民主化的課題，都是把活動辦完就算了；然而，如果真的要有些創新的作為，如果在無先例可參考的狀況下，上述的議事程序，正是落實「責任政治」的依據。從這個角度而言，掌握「議事規則」其實就是掌握了一個有效率的民主工具：利用投票、委員會賦權、動議位階、修正案等議事工具，可以確保最後的產出至少在程序上是合宜的，再加上完整的會議記錄，理想上就能維持某一程度的經驗傳承。這種憑藉制度的經驗傳承，絕對會比依賴「人治」的傳承要好很多，也能相對有效的累積經驗。
這種經驗累積之所以重要，是因為在很多學生權益的爭取上，校方往往會使出「拖」字訣：哪屆學生自治幹部有sense，就拖到一年以上、等他們交接之後，至少表面上就會「沒有問題」了。爭取學生權益並非一朝一夕之功，無論是打造性別友善校園、或是討論門禁議題、無性別宿舍、退/ 休學門檻，實質上的經營，都是需要時間累積得。換言之，如果是學生自治幹部開口、校方採納就解決了的事，那麼，厲害的是校方的行政效率，而不是學生自治幹部的功勞。所以在前段，簡述了何以藉由制度化的經驗傳承是重要的，這也同時提醒了「程序正義」在推展「校園民主化」的過程中，其實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。
然而，有議事規則經驗的學生自治，是不是就能順利推展「校園民主化」？或是反過來說，校園民主的深化，是否有了「議事規則」便足以？我想，就以政大為例，答案其實是否定的。這之間的落差在哪裡？我想直接說出我的答案了：議事規則是必須，但只有議事規則並不夠。誠如先前所述，議事規則只是一個帶有民主意涵的工具，但這個工具並不是參與公共事務的門檻、並不能要求大家背得出九大動議位階、或是十個基本議事程序，才能參與在會議上提案、或提出對公共議題的想法。以政大或其他學校而言，就目前觀察所知，對於校園民主化著力最有成效，往往是異議性社團或者是社會運動，例如政大的種子社、野火社、或是「陸仁賈」等等；相關的社會運動，諸如勞動九五聯盟，曾與種子社在政大推動校園清潔工的調查，或是野火社，引進參與社會運動的人，在學校推動一系列的公共沙龍講座。
在這之間，能覺察到不同校園民主化的路徑，也就是學生議會跟議事研習社，在議題的推展上，其實沒有明顯的合作，即便這之間有人是重疊的。這兩者的路經，粗略的分法，就是體制內外的差別；異議性社團可說是體制外的游擊戰，而學生自治組織，則是體制內的陣地戰。這種體制內外的差別，正是校園民主化的骨架與血肉：議事規則如骨架，是一種基本程序的保障，硬梆梆的、卻是必須；而議題則如血肉，多元豐富、與校園生活息息相關、一脈相承。基本上只要是政大的學生，對於政大校方的政策，就可以有發言的正當性，不必經過議事的訓練，可是一旦這個建言內容要落實，勢必要經過議事程序，在校務會議上提案、經由表決之後進入會議記錄，然後依會議記錄擬定相關辦法等等；兩者其實是相輔相成的。
是以回過頭來，檢視「學生議會」的發展，其實議事規則就只是在會議上的一部分，而真正的課題，其實是議題的經營，以及與學生社群的互動。這也就是前段描繪了一個校園民主化的過程，「議事規則」所能扮演的角色，及其侷限。有時，我會覺得「議事規則」帶著一種菁英色彩，因為掌握這種民主工具的人，其發言才有機會進入議程，可是這是很有問題的，因為代議民主本身的制度設計，跟公民社會的經營還是有段差距，而在此間，培力公民社群、發展直接民主則是補足此一缺陷；大家應該都同意：我們四年投一次票選出來的人，並不能在所有的公共議題上，完全的代表我們，所以我們還要有「集會遊行」的權力/權利，本身也要有能發展議題的能力。相同的概念放到學生自治中，本文要指出的是，學生自治組織，要能呼喚出學生主體、維持校園公共氛圍，這都不一定是「議事規則」所能及的；而在會議中，無論是組織內部的經營，或是對校方的各級會議，「議事規則」就是一個相當有力的工具，因為我相信，認真開會的人員很少，而別提懂得「權秩申會」 、甚至知道「動議424」 是什麼東西的人了。
總而言之，本文試圖勾勒「議事規則」在「校園民主化」中所能扮演的角色、以及可能面臨的侷限，並藉此指出學生自治如何運用此工具，在校園中構築出程序正義的同時，也期待藉由不同場域的競合，能進一步推展校園的公共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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