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文發表於六都春秋
2018-02-28 | 中華民國政府每年會在二二八和平紀念碑前紀念與道歉。
在台灣二二八71週年前夕，中國傳出修憲消息；媒體間紛紛揣測：習進平要恢復帝制。面對中國崛起的龐大壓力，讓遊走兩岸的人民，有很多觀察與反思「專權」和「民主」的差異。作為一個有數年兩岸交流經驗、目前投身台灣小黨的政治工作者，在此提出幾個分析觀點：
●「形式民主」的困境
二二八是台灣極大的族群衝突事件。回顧當初：遷徙至台灣的國民政府與台灣當地的住民們，因著一起查緝私煙的衝突、引發民眾長期對統治者的不滿，乃至於引發全台各地的流血事件與清鄉行動，包括後續長達38年的白色恐怖戒嚴時期，一整代台灣的菁英份子都被迫對公共事務噤聲。
二二八事件爆發地點（天馬茶房），如今已拆除。圖片來源：YTHsiao
面對黨國威權，當時的黨外運動，不但醞釀出台灣後來的選舉制度，也催生了台灣當前的執政黨：民主進步黨。然而，當黨國體制逐步瓦解的時候，台灣的社會有因此變得更好嗎？解嚴三十餘年，對立內耗或民主深化、究竟對台灣的發展，哪個影響大？藉由中國的對照，正是反思台灣「民主」的意義時刻。
「民主」是普世價值的原因，是因為當代的我們、每個人都無法逃脫公共治理，因此也應有公平的機會，參與在相關的討論決策當中。然而，當公共事務愈趨複雜專業的同時，權力的賦與也就相形重要；選舉就是這麼回事：到底誰、憑什麼，可以決定公共的資源分配？
權力的分配，也是一種風險的分配。因為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中，所以當權力過度集中時，「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」，這是英國阿克頓爵士（John Dalberg Acton）早在1887年時，就提醒過我們的事情。當我們看到中國的建設：北京奧運、上海世博... 好多建設平地高樓起、電子支付越來越便利，那些便捷的背後，又是多少代價？
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，在小說《一九八四》（Nineteen Eighty-Four）中，描寫了老大哥的形象：無所不入的監管與統治。因此在當代，也有人提出「數位列寧主義」的觀察：當大數據和人工智慧變成統治監控工具時，北京政權讓人民「自由的像是關在籠子裡的老鼠」。而話說回來，中國也有選舉活動，但套一句他們的黑色幽默：「台灣總要投完票後才知道誰當選、咱強國的厲害，是在投票前就知道結果了！」直接道出中國「形式民主」的困境。
名著《一九八四》作者喬治歐威爾，圖片來源：維基百科
徒有「選舉制度」，卻沒能做有效的民主對話，這種「形式民主」的困境，雖然程度不同，但台灣也是同樣在發生著。檢視「二二八事件」，除了是掌權者跟被統治者的衝突以外，也能類比到當前的代議制度下，候選人跟選民的關係；包括後來一波波的民主浪潮，包含野百合學運、野草莓運動、太陽花佔領國會事件... 等，都是在重新形塑此二者的關聯。
終於，那些學運世代的人，也一一成為當權者了：諸如，臺中市市長林佳龍、桃園市市長鄭文燦、立法委員鍾佳濱... 等。台灣的民主化進程看似較中國前進許多，但是仍須檢視的是：被統治的人民、跟有統治權的執政者，究竟有什麼平衡的賦權機制？兩相對話跟協商的機會有多少？說到底，受統治的人民，畢竟是要納稅、來供養這些國家機器的運作者；而我們如何想像這些集體秩序、制度法規的制定者，跟我們日常生活的關係？台灣，有因為一次次的選舉，而變得更民主深化、我們的生活有因此變得更好嗎？
●「第三勢力」的積極意義
台灣的選舉活動，已經是個勞民傷財的社會全民動員事件。理想上，藉由選舉過程、來開啟政策對話的空間，是個讓直接民主，有機會得以周全代議政治的不足；然而，在台灣，民眾普遍對「選舉」的印象是：「反正選來選去都一樣啦」、「在一堆爛蘋果中、挑一個比較不爛的」。
台中市長林佳龍（左一），與桃園市長鄭文燦（右一）均是學運世代出身。圖片來源：總統府
台灣「形式民主」的困境，在在反應於歷來的選舉過程中；「棄保效應」讓代議政治淪為「比爛」的過程、讓許多政客有恃無恐：只要不比對手差勁、就能高枕無憂。讓人不禁反思：黑函攻擊、口水戰、過度激情的造勢活動跟毫無節制的看板文宣、叫囂的宣傳車及滿街的插旗... 這些高額的金錢花費以及高投票率，真的對台灣的社會進步有幫助嗎？空泛的口號跟形象宣傳，其實對民主社會的深化助益有限；這是何以三度政黨輪替過後，還是有這麼多社運倡議運動，不滿著代議政治內耗對立帶來的政治空轉、甚至倒退修法。
於是「社運參政」就成為一個趨勢：公民團體不只是想要在街頭進行倡議、還想要進一步在體制中發揮影響力。回想當初二二八事件到後來的黨外運動，不也是一個「社運參政」的過程？然而，「社運參政」也面臨一個重要的挑戰：選民誠然對許多議題都有立場，但是在選舉活動中，也是各項議題的競逐場域。公共倡議百百種，只有單一的議題論述，很難在選舉過程中突圍；而「政黨」有別於「公民團體」的組織運作，也是需要克服的挑戰。
社運參政的困境在於無法以單一議題突圍選舉。上圖為社民黨、綠黨、基進黨於台北市參與反勞基法修法活動。來源：六都春秋編輯室
這樣的挑戰，不難在台灣綠黨的發展中看見：成立二十餘年，即便有清晰的路線跟核心價值，但時至今日，也才只有一席地方議員的席次。「第三勢力」的積極意義，是期待在既有的兩大政黨（及其側翼）之外，有更豐富多元的對話空間；而選舉活動，作為執政者獲得「統治正當性」的過程，卻因為這樣勞民傷財的金錢動員，讓原本在第三勢力紮根的公民團體或相關夥伴，最終只能「被收割」。曾任綠黨召集人的余宛如、陳曼麗等，或是關注土地正義議題的蔡培慧，目前都是民進黨現任的不分區立委。
「被收割」在政治現實之下，是不是一種必要的妥協退讓，這是可以公評的。無論是選舉操盤的算計、或是個人政治生涯的考量，也許最終都要回歸「代議民主」能否回歸提升公共治理的本質來檢視，才能有比較公允的論定。但這個政治現實，也是其來有自：
回顧二二八事件開始，引發的是當時本省人跟外省人的衝突，但是演變至今，也衍生成統獨的議題。統獨等國族認同議題，的確很重要，但也是壓縮了其他議題的討論空間，這就是前段所謂的「政治現實」、也是台灣「政黨政治」的困境，不然就不會有「選來選去都一樣」的批評了。
許多民主化已久的國家，政黨政治是有著清晰的價值理念、左右路線的辯論，讓選民藉由選舉、得以有機會共同勾勒社會願景；但在台灣卻成為「仇恨動員」的一環，這點從「棄保效應」便可見一斑。
在過往協助綠黨的競選活動中，曾有選民直言：綠黨理念雖好，可是當選機會不高，「投了怕浪費」，所以在強烈希望特定政黨邊緣化的目標之前，只好支持該政黨的主要競爭對手。簡言之，支持A黨，並非因為這個黨夠好，而是因為對手太糟；這種邏輯看似直觀，卻是助長了「比爛」的文化，實為當前「政黨政治」擺爛怠惰的主因。所以「選來選去都一樣」的感慨，其實是政黨跟選民共同造就而成的。
曾有選民質疑投綠黨怕浪費，但作者認為比爛文化對政治更糟糕。上圖為綠黨全國競選團隊，均低於40歲，來源：台灣綠黨
更有甚者，組織動員是為了邊緣化特定政黨為核心，而非從特定的核心價值路線來進行議題論辯，這種利用仇恨情緒的動員，只怕會讓選舉活動，變成強化對立、助長民粹現象而已。這對台灣的民主深化，不是件好事。此間種種，不只是大黨的課題，也是小黨的挑戰，而台灣有很多小黨，卻不見得都是「第三勢力」。
●結論：選舉有輸贏、但不要輸掉台灣的未來
二二八事件爆發已七十餘年、解嚴也三十餘載了。好不容易爭取到的選舉制度、要追求民主的普世價值，究竟台灣的政黨政治能不能扮演好這個角色？特別是在中國即將「帝制復辟」的時刻，檢視這些宣稱「第三勢力」的政黨組織，是台灣社會在面對今年年底地方選舉的關鍵。
如前所述，兩大政黨（及其側翼），因著近代台灣的政治背景，共構了目前的選制結構。但是制度的存在，並不該單向侷限住台灣的社會發展，因此如何突圍翻轉這些制度性的桎梏，資源稀少的「第三勢力」，卻有機會成為兩方平衡的「關鍵少數」、進而扮演帶動良性競爭的契機。每個組織，都是從小開始慢慢茁壯長大，雖然「第三勢力」無法是台灣政壇即刻翻轉的萬靈丹，但至少是從「對立」到「對話」的開始。
所以，如何從眾多「小黨」中指認出適格的「第三勢力」？從政黨組織的人事佈局、跟組織內部的決策機制，都是可以檢視的方向。
在佈局策略上，若是跟大黨「協調」而來，雖然會有較高的勝選機會，但是越容易得到的職權官位，都會是日後上任後的包袱。前述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名單的「徵召收編」，並非個案特例；以2017年相當爭議的「前瞻條例」來說，時代力量雖然在審議期間，表現出大力批評的姿態，但是卻在最終投票的時候，五個席次都一致投下贊成票，讓許多公民朋友都無法接受。而這個結果，卻是在當初在2016年的選舉過程中，就可見端倪了。
而內部的決策機制，也是檢視政黨價值的重要依據。時代力量的創黨成員馮光遠，縱然接受了時代力量在2016年的國會選舉中，跟民進黨的選區協調，卻在選舉完一年之後，以時代力量主席團成員的身份，在線上公開直播、闡明退黨理念：「當我看清楚某些戴著改革面具的法西斯、偽善者，動輒收割大家工作成果的時候，我就說，我馮光遠，作為一塊踏腳石的階段性任務，應該可以結束了吧，我馮光遠幫某些人打聚光燈的工作，也應該到了下班的時候了吧。」
馮光遠一年前的感嘆，言猶在耳，面對地方選舉的關鍵年，時代力量的佈局策略，也讓許多小黨夥伴以及公民團體朋友吒舌：在小黨資源不多、各自經營的狀況下，時代力量卻拉長戰線，將在高雄對戰基進黨、在台北對戰社民黨、在雲嘉南對戰台聯黨、在桃竹苗對戰綠黨的狀況。這讓關注台灣進步價值的選民朋友們相當為難：大家都希望台灣可以蛻變、跳脫過往藍綠對立的侷限，但若沒有適當的協調，往往又是親痛仇快的結果。
在資源侷促的狀況下，沒有分裂的本錢、如何開創合作的本事？「第三勢力」的積極意義，卻在選舉實作的策略上，充滿著實驗性；這也是我們在懷想二二八事件的同時，叩問著島上每位公民的當代台灣的民主課題。
（更多評論請看作者易俊宏臉書）
留言列表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