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文發表於六都春秋
上圖為頭前溪支流坪前溪的攔河堰。
全長六十餘公里的頭前溪，是新竹縣市的交界河流。這條隸屬於中央管理的溪流，因為源頭山上的掩埋場、流域兩旁的工業區，讓新竹人喝水時，蒙上不少陰影。為了讓大家都可以安心喝好水，已經有地方上的媽媽們，發起「我們要喝好水」的連署行動（註一）；新竹市長林智堅亦於日前在臉書上表示（註二），市府與自來水公司正展開工作協調，共同為水質品管盡一份心力。
「我們要喝乾淨水」聯盟發起連署，要求政府處理頭前溪廢水。截圖自「我們要喝乾淨水」粉專。
然而，檢視林智堅市長的發文，大概有兩個重點：一、短期內跟地方環保局以及行政院環保署合作，加強水質檢測；二、預計2020年要完成「北水南送」的供水計畫，預計暫停自頭前溪取水。雖然市民的飲水安全，是自來水公司的任務，而水質監測，也需要中央環保署與地方環保局的通力合作，所以新竹市長已試圖善盡責任，但是河川流域的治理，並非只涉及飲水安全、而自然環境的相互影響，更是凸顯當代公共治理的挑戰。
過去基於權責劃分，常常出現「互踢皮球」、「多頭馬車」、「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」的弊病。事實上是：公害污染的區域性問題，往往是環環相扣的風險分配，並非單單取水與否而已，還有更多尚待解決的公害污染問題。哥本哈根丹麥設計中心（Danish Design Centre in Copenhagen，註三）的執行長 Christian Bason就指出，面對越來越多的全球化風險跟科技爭議，一如前段所述，區域治理的交互影響，並非能完全依賴政府的科層體制；而原先公共治理的「由上而下」，也隨著許多社會運動跟第三部門的出現，逐漸鬆動「政府－人民＝公僕－主人」的單向治理關係。是以，當代區域治理的核心，應以「永續發展」的核心價值，正視公私部門的創新治理方式。
相關的論述在2010年時，由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了「領導公共創新」（Leading Public Sector Innovation）一書（註四），進一步強調了跨領域決策、公民感知等創新決策典範。這並非什麼空泛理論、或是曲高和寡的外國經驗；早在2008年時，霄裡溪水污染事件，就勾勒出這種公私治理的樣貌輪廓。
2005年，農民引霄裡溪水灌溉時，發現稻作異常生長（抽高而不結穗）、而且福壽螺都活不了時，就認為水質有問題。但一直到2008年，環保署所做的「河川水體水區劃定檢討結果」以及新竹縣環保局「河川水質監測結果」（96年第4季），都還是認定霄裡溪屬於一級公共用水（甲級水體）；亦即經過消毒處理即可供公共給水之水源，是「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」中，經最少處理成本，即能做最多供應用途的水質標準。
霄裡溪作為新竹縣的飲用水來源，在環團多次行動下，才成功要求企業停止排放廢水。圖片來源：地球公民基金會
這種「合法卻非零風險」的困境，在環境團體的持續努力下，讓許多原本非管制項目的微量重金屬檢測出來，才讓政府得以咎責造成污染的企業；而持續的行動施壓下，終於在2015年，成功要求企業停止排放放水。
回顧這個污染排放16年的歷程：初期污染事件（2003-2005）發生的時候，就有民眾依循制度內進行反映與檢舉，只是開罰了事或加強檢測，無法讓民眾安心生活。而許多法規檢測項目的標準訂定，也不一定能趕得上創新產業的風險因素，這使得在地的公民經驗成為共同治理的重要憑藉。
回到頭前溪的治理，困境是類似的：新竹縣環保局長雖然強調「水污法」相關的標準、也指出年前的水質監測評等不差；但「我們要喝乾淨水行動聯盟」的媽媽們卻表示，若不是踏查時看到白色泡沫的惡臭水，根本不知道飲用水裡面，是有工業廢水的。就算最後，飲用水不從頭前溪汲取，竹東掩埋場的污水、沿岸進駐的電子封裝廠、瀝青廠所帶來的污染影響，都還是政府公共治理的挑戰。
這個挑戰，不單單只有新竹要面對，其他縣市政府也都在嘗試公私協力、共同治理的可能。除了霄裡溪的案例以外，在台南跟高雄也有類似的創新治理，反映出公民社會共同面對環境風險的行動力。高雄的後勁溪，不但有社區的河川巡守隊、相關的基金會、還有高雄海科大的相關課程，帶著學生走進社區，認識這些在地的環境治理議題；在台南，台江流域的民間社團（台江文化促進會）、社區組織（公親寮河川巡守隊）、社區大學、附近的各級學校（瀛海中學、海東國小、安南國中...），也都有建立共同監測的回報機制，成為環境共同治理的一環。
作者認為公民團體與地方政府建立共同監測的回報機制，對環境治理才有幫助。圖片來源：我們要喝乾淨水聯盟
這樣公私協力的制度創新，至少可以更全面地進行環境監測，同時也減輕政府的人力負擔。以新竹縣環保局而言，「水汙科共有8名職員，平均一人要負責2個鄉鎮」（註五），如何「有效監測」，本來就讓民眾充滿疑慮，新竹在地「我們要喝好水」聯盟的成員，也曾私下表示「政府人力不足。靠抽樣檢驗來確保水質安全，根本不可行」。
就目前林智堅市長對此事的治理態度上，仍看到民眾是處於一個「被動治理」的對象。這無可厚非，因為菁英技術官僚的傳統決策有其效率與優勢；但有鑒於新竹作為一個科技創新有基礎的城市，吸納豐富的「公民知識」作為風險治理的依據、也是當代落實民主的重要憑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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