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原發表於STS學會，2014年11月電子報，筆者現為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「科技與社會」（STS）研究中心執行秘書。
- 前言摘要
2013年12月9日，因為日月光半導體K7廠廢水污染事件，高雄市環境保護局對其開罰60萬。因為污染了後勁溪，因此引起廣大的社會關注，聚焦於半導體產業與環境保護議題。（右圖擷取自：公共電視「我們的島」節目，「日月光啟示錄」畫面）
由於日月光為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封裝測試大廠，但因有多次將含鎳、銅等強酸廢水排入後勁溪，致使該案引起社會輿論關注。經市府環保局多次開罰、停工等處分後，高雄地檢署檢察官於2014年1月，以觸犯公共危險罪刑法第190條之1以及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款之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罪嫌，來起訴該廠務處長蘇炳碩、廢水組主任蔡奇勳、廢水組工程師何登陽、游志賢、劉威呈等5人。歷經9個多月的審理，於2014年10月20日宣判，廠務處長蘇炳碩等4人，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判處1年4個月至1年個10月不等徒刑，均宣告緩刑；日月光公司則處罰金300萬元；董座張虔生和副總林顯堂獲不起訴處分。
本案的主要爭點，在於：這些酸液是屬於「水污法」管、還是「廢清法」管？其中，水污法是屬於行政法、廢清法是屬於刑法，而環保署的先前公布函釋成為辯論的焦點之一（註一）。其次，（2）在處置的過程中，這些被告的行為算不算是有「公共危險」？他們有沒有達成法律期待他們應盡的義務？從判決的內容來看，足以顯示出法律規範還上待有進步的空間，並且背後還有因應風險社會而亟待發展的街頭/ 公民科學的空間。
- 訴訟爭點
認為這些被告有罪的檢察官認為，無論是水污染還是事業廢棄物，在法條中有各自定義，既然符合定義，就不可能有競合的關係，也就是屬於水污就不屬於事業廢棄物。原本的處置過程，是要讓酸液藉由中和而凝集成懸浮微粒，然後這些泥土屬於事業廢棄物，而中和過的酸液屬於污水；檢察官主張，案發當天的廢棄污泥只有兩包，跟平常的六包相差甚多，所以這些酸液內含有廢棄物的成份，就可以用廢清法管。然後環保署的函釋，所做的區分也相當粗糙，就是說如果廢液是用槽車運走的，屬於事業廢棄物；但如果有經過處理、以管線排出的，屬於水污法管。而這次的事件，是酸液未經適當處理，就經管線排出，怎麼可以算水污法呢？檢察官特別強調，司法判決有獨立性，不應受行政函釋的影響。
要以廢清法起訴，還有一個要件是「任意」。雖然所有被告在主觀上都沒有刻意污染後勁溪的企圖，但是因為他們故意的不作為，不開啟回抽設備、沒有建議廠方應停工... 等等，而且也是知道這些故意不作為會產生的後果，是以也被「公共危險罪」起訴。但是危險在哪裡？就算明知酸液、固體懸浮微粒超標，檢測稻米也也是合格；事後檢測底後勁溪的底泥或水質，就算有不合格的紀錄，也無法說明這就跟日月光的事件有因果相關。所以辯護律師則是以有沒有具體傷害死亡事件，作為提請無罪的說法。
高雄後勁溪檢測出含有重金屬的強酸廢水；圖片來源：高雄市環保局
被告的辯護律師也在環署的函釋上大作文章：雖然那是機關意見，而人民信任主管機關，基於信賴保護原則，因此需要在判決的時候列入。但是檢察官卻主張，承辦人員不具專業知識，只是承辦公文時做出管理的權責區分而已，就算上面有長官們的印信，那也只是行禮如儀的過程而已。這份函釋，是當年長興化工在進行判決時，高等法院去函詢問，到底事業廢棄物和污水有什麼不一樣？其回復內容主要區辨的方式是，廢液離開事業單位時，是用槽車還是管線。以筆者角度而言，如此的區分當然有問題，可是辯護律師主張，還是有形式上的意義，就是即便函釋內容有欠完整，但在沒有其他可參考的依據下，還是要尊重解釋權在行政機關，而不是在司法機關。
至於在「故意的不作為」部分，因為案發當天，這些被起訴的工程師們，只有丟入鹼片，聊表一下有在急救的樣子，他們不是「沒有作為」。辯護律師主張，即便開啟回抽設備，按照當天的狀況，很快的水又會滿溢，其實沒有用，加上這些工程師又沒有停工的權限，怎麼可能給出停工的建議？檢察官主張，無論有沒有用，總好過丟些鹼片，就讓污水酸液直接流入河中，就算開啟回抽設備，遲早還是會滿溢，但至少有爭取到時間做其他補救措施。同時，檢察官也有推論指出，從工程師到廠長，其實多少都可以提出提供的建議或指示，但是因為「生產線至上」的文化觀念，卻讓大家都對這個選擇視而不見，而這因此沒有達到法律賦與他們應盡的責任義務。
上述兩個爭點，在做後的判決中，高雄地檢署認為蘇炳碩等5人明知水質異常，卻未採取應變、向上呈報，因此提起公訴；法院今上午宣判蘇炳碩等4人1年4個月至1年個10月不等徒刑，予以緩刑，被告何登陽無罪。而涉及公共危險罪的部分，全部無罪；日月光董事長張虔生、行政副總林顯堂等高層，檢察官調查後認為他們「不知情、未指示」，因罪證不足獲不起訴處分。
這份四緩刑、一無罪的判決，引起輿論一片嘩然，特別是日月光這間大廠，僅僅罰了300萬元，但仍能坐享許多租稅獎勵等優惠。判決法官主張，「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罪嫌」方面，檢察官所呈現的證據（註二、註三），不足以判定公共危險，因而判無罪與緩刑；至於300萬元的罰金額度，已經是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款所能罰的上限了。即便受批評是輕判，但法官也無可奈何。
- 公民科學
過往對於科學知識的傳播，主要都是以「欠缺模型」為主，其預設了民眾是無知的、不專業的，所以應由科學家或專業工作者，對外進行知識的單向傳播。然而，在「科技與社會」研究領域中，對於該模型早有許多批判，甚至提出了「街頭科學」、「公民科學」等概念，想要提出知識產製的權力，不必然一定在實驗室、或必然是由科學家專屬權力。時至今日，雖然此概念尚未全球風行，但是「公民網路科學高峰會」也堂堂步入第三屆了。這說明了，讓一般大眾有系統的參與研究活動，的確是有助於健全對未知風險的知識建構，而且群眾的交流互動，可以產生更大的力量。當然，其間還是有許多議程設定、研究方法上的細節可以進一步討論，不必然冠以「公民參與」為號，就真的是打開了實驗室的「黑盒子」、就是貨真價實的「公民科學」。
舉例而言，筆者曾於針對國內空氣品質的平行監測既行過案例研究（註四），指出在監測框架設定、監測角色設定上的權力不對等，往往會讓公民發聲的管道有所受限。但是大致上而言，社區參與環境監督，的確是有助於促進資訊透明、提昇公共參與，以致於強化科技社會的民主性、提供環境知識與社區發展共同演化的機會。例如Yearly（2006）針對英國公民參與空氣污染的監測進行研究，指出成果之一，是細緻化了原本實驗室的假設模型；因為模型通常會將移動性的空氣污染源（汽車等）的背景值平均化。實際上，貧窮區域的移動性空氣污染源較市區為低，平均化的模型會低估了貧窮區域污染的嚴重性。在英國的案例中，納入公民參與，降低了資訊的不對稱，不但有助於環境治理決策的正當性、也縮短了政策與知識的距離。
由前述案例，筆者只是想指出，公民監督、或者公民科學的實作，其實有賴於技術實作的細節，與制度框架的設計；而這需要立基於資源獨立性與議程設定的自主性。因此回到日月光的水汙案例中，雖然最後的判決結果，讓許多輿論譁然，但也是因為此案，讓拖延數十年的「水汙費」終於在國會中通過；有了該筆費用，就不必與其他有政府預算相互排擠，而有了專款可以進行水汙整治、建設下水道等基礎建設，而這也會是在地公民科學發展的一個立基點。然而，要讓公民有能力參與議程設定，而不是被動的蒐集數據資料，這也有賴於資訊公開與培力的過程；在此之間，類似美國的「緊急計畫與社區知情權法案」(Emergency Planning and Community Right-to-Know Act, EPCRA)就會是一個重要的資訊公開法令；該法案於1986年通過，目的是在於要保重民眾的知情權，讓民眾知道日常生活中會接觸到的毒化物、而行政機關也應該公告相關安全資料。
數月前，高雄市氣爆事件，方才突顯出人民與政府的風險意識相當有限。對於市區中石化管線的資訊掌握不但不足，而且對相關化合物的救災防治所知更是有限。但若未發生氣爆事件，恐怕民眾的風險意識也未能覺醒；反觀日月光的案例，其風險傷害在法庭中因為舉證不足，而未能定案，但就檢察官的論述，也可得知實際上污染是已經造成的，重點只是無法量化、估算而已。但是無法量化估算，並不代表沒有污染風險。檢視高雄市的產業結構，縣市合併後，工業依舊佔了將近四成，這代表著市民生活中，還隱藏有許多未暴彈，其中有很多都不像氣爆事件這邊，是急性傷害的，而更多是像日月光這樣的汙染方式，讓環境（魚塭、稻田、民眾）長期處於低劑量的毒物暴露，所帶來的慢性傷害。而目前的監測機制中，也沒有環境忍受量的上限管制（總量管制），而只有每家工廠的排放都「符合標準」的個別管制而已；但是全部工廠的排放總量，卻有可能超出人體負荷或是水體承載的極限。這種大規模、長期的追蹤研究，很難單憑特定的實驗室、或是科學家，就能提出研究報告，因此發展公私網絡、共同治理的「公民科學」，便成為勢在必行之事了。
上圖擷取自：公共電視「我們的島」節目，「日月光啟示錄」畫面
註一：據高雄地方法院新聞稿（103/10/20）指出， 95年2 月10日環署水字第0950008079號函釋內容表示：對於液體其污染物濃度高，而不適藉由自行設置之廢水處理設施進行污染物削減之情形，通常係以桶裝或槽車方式委託清理單位作後續處理（如焚化等），其屬性為液體廢棄物，並透過廢棄物清理法進行管理。
註二：檢察官引用環保局檢測結果指控日月光當天排放銅、鎳總量各為14公斤及24.1公斤，但本案實際對外排放超標廢水時間約7.5小時，環保局以全日排放量來計算，與事實有違，檢方所引用的環保局資料不能採為證據。
註三：此外，檢方所提出溪底泥及魚體檢測出銅、鎳超標，但採樣時間距事發日已逾40天，客觀上無法推論是日月光公司排放超標廢水造成，且不能排除是上游其他電鍍酸洗業者排放重金屬沉積所造成，證據難以認定構成流放毒物罪。
註四：杜文苓、易俊宏，2013，收編或合作？地方環境平行監測制度初探--以中部火力發電廠為例，台北：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年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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