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同志參與環保生態保育的意義,對您而言是什麼呢?」腦中縈繞著編輯在電話彼端的提問,也讓我回溯著這些年的參與經歷。誠然,後來從土地徵收到聲援反核,我確實都是不避諱公開自己的性向身分,時常與男友攜手出沒在街頭。而這一切的初始,仍是跟自己最切身的議題:2004年的同志大遊行上,我開始學著在街頭呼喊,而第一次的口號總是這麼記憶猶新:「異議公民、彩虹城市、花樣主體、同治國家」。

然而,「異議公民」又豈是「性別」議題而已?當我們期待主流異性戀能打開多元對話的空間,也應該試圖理解到自己在不同場域中所處的主流位置、一起打造多元的「彩虹城市」。還記得大學的時候剛出櫃不久,還在校園中辦理一系列性別相關的活動,也同時開始接觸其他領域的社會議題,諸如雲林湖山水庫的開發爭議、嘉義郡役所的保護…等等。後來,我便未特地去區別公共議題的屬性;因為身為一個男同性戀,有機會感受到被壓迫的經驗,藉此就會試圖去理解死刑爭議、賦稅公平、核廢料處置、媒體識讀、勞動權等議題。

大學畢業之後,我前後在「抗暖化大遊行」執行處兼職,然後在台大社會系擔任研究助理,接觸了「基因改造食品」與「審議民主制度」。最後在「台灣環境資訊協會」(Taiwan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association, TEIA)中任職,主要在網站上進行各種環境議題的彙整、協助發行每日電子報,並培訓公民記者協同進行採訪。那時懷著滿腔理想,認為投身非營利組織,就有機會在溫飽之餘,同時實踐對社會的理想。

在學生時代參與各種街頭抗爭之餘,我也暗自思忖,公共倡議的方式,不應只有一種;街頭運動是開啟多元對話的起點,但是有了對話空間之後,如何深耕議題?TEIA自許為「獨立媒體」的理念,因此相當吸引我:嘗試藉由資訊公開與不同觀點的揭露報導,讓更多環境議題可以提升其能見度,並留下記錄、有機會獲得討論。公民社會既然非一蹴可躋,而深耕議題的第一步,就是知情與資訊公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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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原發表於「台文通訊」(2012:9),221期;網頁版請點此。本文能夠發表,感謝台大新聞所賴昭男同學的討論與意見給予,以及師大台文所王薈雯同學的拼音校正。

kái gún一陣少年朋友,招招--lehbeh去唱歌。拄仔好,gún lóng是對台語教育有leh關心ê人,雖然其中有人台語講buē輾轉,但是有人ē用羅馬拼音來寫台文;gún就講好,去KTV唱歌ê時,mā ài唱台語歌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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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是講著台語歌曲,通常ê刻板印象lóng是khah悲情--ê。點來點去,歌詞內底tsiok 濟「寂寞」、「看破」、「艱苦」…,雖然mā是有像「跤踏車」、「山頂烏狗兄」tsit種khah純情少年感覺ê歌,但是比例上總--是khah少。後來,我就發現有一个團體,in ê創作tī leh台語歌當中,hō͘人真無仝款ê感覺,mā改變一般對台語歌ê刻板印象。In就是『五月天』,Mayday。

Mayday ê頭一條創作歌曲就是用台語寫--ê,tsit首歌充滿青春背骨ê氣味,叫做〈Kà車〉,是leh講一个少年tsiok buē爽ê心情,交無女朋友,感覺爸母規工se̍h-se̍h唸真煩,m̄管警察ē掠,就是beh去「kà車」。但是in真正出名ê代表作品,是〈志明kap春嬌〉,tsit首歌真趣味就是講,以前看ê愛情故事,男主角lóng是叫做「志明」、女主角總是叫「春嬌」,但是若是有一工,tsit兩个人beh tshé,in ê心情是如何?Tse就是tsit條歌ê歌詞內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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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等教育並非就業訓練所,雖然有不少大學生都會被追問:「念這個畢業要幹嘛?」但是,相較於實務工作需要教育制度的培植,我認為,對於知識的探索、還有思考辯證的學習,更趨近於教育的初衷。簡言之,成為一個「全人」應該是教育的目標,讀大學並非只是找一個「好工作」而已;但是台灣作為一個後進的工業國家,社會歷來也沒有公民辯證的傳統,兩相加成之下,社會上普遍的氛圍就是,很容易用「工作職業」來評量個人。也因此,在校園中,就偏重於「專業教育」,導致「通識教育」因此很容易淪為「營養學分」。

擔任「媒介文化與現代生活」這堂課的助教,有個尚待圓滿的想望。首先是立基於獨立媒體的從業經驗,我對於各種公共討論空間缺乏感到不滿,而這堂課的授課老師,蘇碩斌老師,除了是個社會學家以外,也曾於主流媒體服務。我們對於許多社會爭議淪為政黨意識型態的對立,都感到相當遺憾,而在陽明大學這間求學與就職緊密接合的學校中,我們也都試圖開展修課學生們的社會關懷視野。因此,雖然位置不同、能力也有限,不過在與老師面談接洽這個工作的時候,就已經為課程進行定調:「為明天的公民社會做準備」。

本課程的學習地圖分成下列幾個部分:首先前五週會有基本的媒介理論介紹,接著會有八週左右的各項媒介流變與文化影響的案例探討,其中有包含外聘講者的分享,最後,除了有筆試期末考以外,修課同學們也都需要在期末時,進行分組的課堂報告。

在實際操作上,老師相以信任學生的自主性為前提,除了不以「點名」作為要求出席的手段之外,也沒有硬性規定禁止事項。助教因此需要特別經營班級,以求在信任基礎上,建立輕鬆活潑的學習氛圍、還有基本的教室默契。舉例而言,助教上課時不只是操作機器、發放講義,也必須跟老師互動對答,提昇學生的專注程度;同時,必須適度的提醒「閉目養神」太久的同學,或是使用筆電,卻非在做課堂相關學習事務的人。適度提醒的方式,助教會寫小紙條,搭配薄荷糖,遞給打瞌睡太久的學生;此外,對於在課堂上使用筆電、手機而分心的同學 ──拜老師授課科目所賜──老師會在授課之時,以相關產品為例,進行講解,讓使用此類科技產品的同學,能自我克制。

而在這個授課的架構底下,課程的前半段,助教藉由校內建置的(e-campus)網路教學平台,一方面確認修課同學的學習狀況,一方面也要進行各項庶務的確認,例如公告佈達、課程分組、討論時間安排等等。至於學習狀況上,由於老師強調的是「學以致用」,因此助教會藉由每週的延伸閱讀,配合相關的影音鑲嵌,讓同學們能將課堂知識連結到生活經驗。蘇碩斌並不會太強調同學們記誦的能力,因此在考試設計上,是採取「open book」的方式, 另一方面,如何在生活中有能力進行「媒體識讀」(media literacy),則是助教在更新(e-campus)網路教學平台,以及在學期後半帶領小組討論時的重點。在相關工作方面,助教扮演著「橋樑」的功能,一方面反應同學們的學習狀況給老師、一方面也將老師的教學目的轉化到同學們的期末報告實作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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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appledaily.com.tw/realtimenews/article/life/20120416/118726/

蘋果日報:教授請反同志團體演講 政大學生抗議

關於這個新聞,最常聽到的反動論述就是,要尊重多元的價值,包括不能夠接受同性戀的思想。這種想法其實只是在程序上進行攻擊,卻維持了結構性的壓迫,與實質的歧視。設想一個狀況,如果今天有一個演講的主題是,如何讓原住民歸馴於漢文化,會有什麼後果?原住民大可抵制,但是漢人為什麼不能去開化「番仔」呢?甚至,為什麼要用漢人的納稅錢,去幫原住民用什麼母語教材、補助什麼賽得克巴萊的電影?應該要補助的是漢人抵抗日軍的史實片啊!

旁觀者會說,漢人也有漢人的自由啊!但是旁觀者其實是假客觀,不但忽視了文化多樣性的價值,也忽視了歷史脈絡中造成的結構性問題,更別提原住民在社會上的資源分配有多邊緣了。所以,辦一場講述「如何讓原住民歸馴於漢文化」的演講,沒有問題嗎?「漢人」難道沒有歧視原住民文化的「自由」嗎?

當然沒有。所以焦點回到政治大學裡頭來;我認為,再多的辯論,不如直接施壓。國立大學身為納稅人供養的單位,我們都有權力去抗議控訴。我們自己轉貼再多、討論再激烈,不如直接將我們的聲音反映給當權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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