易俊宏的筆記空間

本文收錄於「『形式民主實境遊戲』學生自治的反省、突破與重建研討會論文集」（p498-500），2013，台北：師範大學學生會；網路閱讀網址請點此。

學生自治組織最常被批評的，就是在搞自己人的「小圈圈」：學生自治幹部總是那群相互認識、有關係的人，有去幫忙會長拼選舉的、自然該給個頭銜來當；至於學生自治到底要做什麼？就是把去年的行事曆大致上做過一遍就是了。這種「小圈圈」文化，讓學生自治陷入一種矛盾：面對校方的時候，好像能代表全校學生發言，但是私底下都心知肚明，每次都要動員才能過門檻的投票率、還有總是收不到學生會費的窘境。這再再都對比出，「制度內」的學生自治組織，是否能在「實質上」足以代表全校學生，這種連結的正當性，相當可議。對此，學生自治幹部最常見的回應是，一方面感嘆大家都對「公共事務」無感、不了解學生自治的精神與幹部的付出，但是一方面卻又持續的「按表操課」，面對各種「傳統」、「慣例」 仍無條件的接受。反正任期只有一年，能做的有限，何不就「快快樂樂上任、平平安安交接」就好？頂多，辦個區域性的結盟、弄些跨校性的活動，看起來很炫，但其實也是各校學生自治幹部搞搞聯誼、換換名片而已，辦演唱會的主要工作，其實都外包給經紀公司了。

我從2004年在嘉義大學踏入學生自治的領域中，歷來我參與了不少青年培利的工作，也在非營利組織中服務過，後來也與一些朋友籌組了相關的社團（T-sata），嘗試將這些經驗與以整理、傳承。前段的敘述，有我對自己當初的反省、也有這幾年我觀察學生自治圈發展的心得。我在此想提出一個論點，並且言嘗試指出可行的解決方案。我的論點是，我們在組織經營上，必須檢視學生自治的「公共性」；而可行的行動策略就是發動「校園審議」。

今天的許多發表文章，都有論及「學生自治」的精神，其中我想特別提出來的一點，就是藉由「做中學」（Learning y doing）來深化公民參與。因為有在坊間基金會做過青年培利的工作，我看到的是，越來越多年輕人關心公共事務；這幾年的很多社運場域，無論是野草莓、反國光石化、都市更新爭議、反媒體壟斷等等，越來越多年輕面孔出現。我與他們聊天，常常會問他們，為何不去參與校內的學生自治組織？但是他們寧可去搞一個異議性的社團，也不要受制於制度框架中。我想，這很值得我們學生自治圈的人來反省：當我們說他們不參與學生自治組織，其實是沒有足夠的對話空間。有想法的人很多、也有能力行動，對他們而言，參與實際的議題，效果是相對立即的（無論是成功或失敗）；而學生自治組織呢？莫非只是在制度中給老師摸摸頭的？我們有辦法回應學生們的需求嗎？特別是在大專院校這種高等教育的環境中，我們能否回應社會期待？難道校園內的公共事務，就只剩下演唱會或畢業盃了嗎？或者針對像是學生餐廳、宿舍熱水、停車位這些「公共事務」，只憑會長/ 議長/ 系學會會長的幾句話，真的就夠了嗎？

 「希望世代、青年領航」這並不只是一句口號。法國1968年的五月學潮，促使國家在政治經濟的治理思維，過渡至自由主義的理念；於此同時，日本則處在高度經濟成長後的社會矛盾中，由大學生組成的「全學鬥」一方面爭取校園民主之餘，一方面也試圖味混亂的政治帶來改革。在台灣，1990年的野百合運動提出四大訴求，進一步跨校串連的結果，使得當時的總統進行國會改革，將台灣的民主發展引入另一個階段。

年輕世代在改變世界的脈絡中，總是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。但是，要能扮演好這個角色，也並非只是身為「年輕世代」足已；能不能問出好問題、然後嘗試著尋找解決方案，藉由團隊合作，並且做出一些改變，這個才是關鍵。而「政策研發競賽」正提供了這樣的一個介面。

不要害怕「專業」的圍籬，「政治」說穿了，也不過是生活中的大小瑣事而已：能看什麼電視節目（媒體壟斷議題）？能不能結得起婚、養得起家（青年貧窮化）？有沒有機會享受自然環境（各種海岸山林的BOT）？原本是自己的家產，會不會一夕成空（土地徵收、都更迫遷）？首段的學生運動，其出發點都是基於理想性；有了發問的動機，才能引出更多的思考與對話。以我當年的參賽經驗，是由園藝系、生科系、生物系，以及法文系的四位好友，一起提出了關於綠色載具的「交通政策」；後來回過頭去看，提出來的規劃仍有不盡理想之處，但是此一競賽的裁量空間，也提供了相當的發揮彈性。

身為該活動曾經的優勝者，我並無意溢美此活動的效益，特別是官方單位所辦理的活動，多有「作秀」之譏。但是該活動從書面徵件開始，到複試的面試應答，乃至於優勝者還有「一日首長體驗」，讓各種理想觀點，能與實務經驗拉近對話距離，甚至還有獎金誘因… 對於許多參與在公共議題的夥伴而言，是個難得的經驗。我並非對官僚體制的限制一無所知、也無意將此活動比擬為本文首段的各例；我想強調的是體制內外的對話與實踐。首段提到的法國、日本，乃至於台灣的案例，最重要的是最後帶來實質的政治影響，無論是讓總理下台、與內閣談判，或是解散國會等等；有想法的人說話了，然後與有權力的人開啟對話。

我認為，一個倡議理念要能夠落實，不能只是靠單方面的體制、或是靠單方面的街頭抗爭運動。我曾在抗爭中被警察扛走過、也曾因為倡議而近乎全裸示人（僅私處有技術性遮掩），我知道街頭對於社會運動的意義；國家畢竟是有資源優勢的，需要藉此才能衝撞出一些對話空間。而如今，就有現成的對話空間，雖然難以避免會有一些行禮如儀的過程，但是如果這是一個改革的縫隙，何不試試？

第一次聽到五月天的歌曲，那是在我高中的時候。那時，五月天已經出了幾張專輯了，很多琅琅上口的旋律，一直聽朋友哼起，而我開始認真去聽的第一首歌，是「憨人」；我還記得其中有幾句歌詞，讓我印象很深刻：「我不是頭腦空空、我不是一隻米蟲，人啊人、一世人，要怎麼歡喜過春夏秋冬？」

我的家鄉在大甲，這是一個台中濱海的小鄉鎮，現在大家對它的印象不外乎是「鎮瀾宮」、「奶油酥餅」等等。我在大甲待到高中畢業，大甲高中大概是台中縣的十幾志願，而國中同學其實有不少人已經到台中市求學了，像是中一中、中女中等等；歷經過一次升學考試，好像對於「優勝劣敗」的升學制度有點理解，卻又不太願意去面對。升大學的大考將近，雖然我也很懷疑這些教科書可以給我些什麼，但是除此之外，我也不知道能幹嘛。鄉下地方的資源不多，大家也一心嚮往著都會生活，好像什麼「好康的」都在那裡；而外面的世界，就有一個門檻分數，來決定我們的優劣好壞。在被迫要屈服這些遊戲規則之下，情緒一度相當苦悶，所以聽到五月天的歌，突然有被打動的感覺。

我那時問自己，對呀，自己的夢想是什麼、怎麼樣能讓自己開心？五月天的歌詞中，不外乎夢想、勇氣，可是現實生活中，老師要我們好好讀書、爸媽要我們考間好學校，他們大人幾乎都說，這樣以後就會順遂安康了。我那時不大相信，但也不知道如何反駁他們，而我們的體制教育，只有一堆教科書和考卷，卻沒有教我們認識自己、或理解這個社會。那些大人總愛說，以後長大就知道了，上大學就「由你玩四年」，而高中之前，最好乖乖閉嘴。

所以我就乖乖聽大人們的話，他們說，男生嘛，最好選自然組，大學呢，那時政府丟出「兩兆雙星」的政策，說要發展「生物科技」，所以我最後選上了「微生物與免疫學系」，就這樣開始我的大學生活。

一、 在身體中發現「社會」

身為一個男同性戀，當我告訴別人「我是gay」的時候，從來就不僅僅是「我是個男人、我愛男人」這麼簡單而已。

以前小時候，會覺得自己很「怪」，有些事情不知道該跟誰講、或不知道怎麼講，長大後會想起來，才知道那是一個被「異性戀」意識型態籠罩的氛圍：當我不強調我是gay的時候，每個人都被預設為「異性戀」，從電視八點檔到床邊故事都是這樣。那段青澀的歲月，還要假裝自己是異性戀，扮演父母、師長、同儕眼中的角色，只為了不讓自己被排擠，但私底下又覺得「好累」，忍不住在文學、電影中找尋類似的情節片段，以尋求一些自以為是的支持、讓自己不致於太「孤獨」。直到後來，也開始結識更多同性戀的友人，我才發現這樣壓抑而強顏歡笑的歲月，竟是每個人或多或少的生命歷程，我終於知道那些「男兒有淚不輕彈」、「男兒膝下有黃金」的俗諺，正是一種桎梏，牢牢的制約住每個身體。

從家庭教育到社會價值，我們一直被規馴（無論是懲戒或獎賞），去扮演出一種「正常」的生活腳本，即便那跟真實的自己天差地遠。於是，我在自己身上發現了「異性戀」的社會烙痕，我無法將之抹除、或否認其存在，只能試著和平共處；所以，每當我要自介的時候，無論是升學考試、或求職找工作，我頭一句就會說：「嘿！首先呢，我是個gay…」

還記得20歲的生日，有種違和的感覺… 因為過了那晚，法律上我就是「成年人」了，具備有「公民」身分，但是到底有什麼不一樣？還是一樣的上班/ 上課，跟朋友約吃飯，看看沒營養的新聞頻道，抱怨一下老師/ 老闆，然後穿插著同學/ 同事的八卦。這種「成年初體驗」幾乎都在大學階段上演，看似我們獨立了許多，可以安排各種行程、規劃自己的生活，但其實仔細想想，也都侷限在「個人」的生活層次，到底沒多大差別，除了年紀大了一點。

就概念層次來說，成年的意義不只是「完全行為能力」，還有「公民權」的賦與；有別於「人民」、「國民」僅僅是受統治以外的意義，「公民」強調的是參與政治的權利。在教科書中，我們背誦了不少關於台灣的制度、法律、經濟… 等名詞，知道是非題在「深夜沒車的街道上不能闖紅燈」要選「圈」，然後呢？

「公民」不應該只是一種考試科目，更應該是一種「做中學」（Learning by doing）的生活方式；而學生自治，正是相關課題的實踐場域。對於集體的公共事務，無論是班上的、系上的、各校區的，乃至於全校性的，都是我們可以著力的地方；我們既然花了學費來此，其實有很多我們可以置喙之處：系上老師有沒有好好授課、修業辦法有沒有問題、校方的建設適不適宜？所謂「自治」就是「自我治理」，「成年」的另一個意義，應該是在公共事務上，能學習發展發揮更多溝通、協調的能力。當然，會期待班級公關抽學伴、辦一個盛大的系週活動，乃至學生會要辦演唱會等等，這種娛樂性的事務誠然不能少，但是公共事務應該涉及更廣的議題，諸如校區資源分配與連結、校園性別平等、校務資訊公開… 等等。

所以，學生自治，關我（們）什麼屁事？我想給一個比較浪漫的答案，就是「我長大了」。不是單純生理年齡的成長，而是對公共事務的意識萌發與否、我們在專業領域之餘，是否能反思這些影響我們生活瑣事的規章制度？是否能從思考的層次變成集體行動？從門禁制度到無性別廁所，已經有好多議題反覆在不同地方討論，而我們（嘉義大學）呢？如果被專業領域侷促了我們看世界的視野，在工作之外我們對這社會運作一無所知，說重一點的話，「專家也不過是條訓練有素的狗」--愛斯斯坦如是說。

作為一名「學生」，不應該只是把書讀好而已。以前台灣在提倡婦女運動的時候，有句口號是這麼說：「先學會做好一個人，再去學會做一個男人或女人。」我覺得很適合改來對照給今日的台灣高等教育：「我們應該先學會做一個公民，再去學會做一個工程師/ 教師/ 獸醫師/ …」生活並不是只有工作，太快把自己變成一個專業的工作者，而對於組織運作和權利制度沒有任何意識，就是變相的把自己囚禁於象牙塔中，這對於任何一個人來說，都是很可惜的，特別是「學生」--還在學習的階段，卻錯失了這個一個學習的機會。

原文發表於：「大學記」紀錄片粉絲頁

「忙、茫、盲，是為了自己的理想、還是為了不讓別人失望？」--張艾嘉，忙與盲，1997。

 身為一個同性戀，自我與社會的衝突倍感明確。從小，當我還說不上來自己跟別人有什麼不一樣的時候，這個社會就揭櫫著「男兒有淚不輕彈」、「男兒膝下有黃金」這些教條；等到自己進入青春期之後，才藉由與社群的接觸，明白自己並不怪異、青春的孤獨也並非特例。然後才漸漸勾勒著自己的模樣，從父母師長的期待中脫穎而出，慢慢認識自己、建立自己的認同。

莫奇妙的突然醒來，普通的一個早晨，高雄的天空，多雲。

隨手收了一下房間、丟了衣服去洗，才慢慢想起今天是個重要的日子：升大學學科能力測驗、以及台中二選區立委補選。

多年前，自己也曾為了升學考試焦慮不安，根本不知道那天的影響會如何影響未來。後來在體制和自我認同的拉扯中，才慢慢變成現在的自己... 我當初參試選志願，也多是為了回應家長老師的期待，可是後來終究沒走進實驗室，當一個典型的「乖學生」；而「升學大考」這檔子事，終究表示了資源分配，也非天真的抵抗就能回應的。

多年後，我走出體制教育，參與各種倡議活動，也投身在非營利組織中。愈益增長的「公共意識」，不但讓我反省了既有體制教育的不足，也開始不再以「政治無知」為豪（以前都認為那是清純的某種象徵）。

特別是近幾年，因為看到不少社會團體的運作，仍是追著政府標案跑；而公共議題，又亟需務實的施壓遊說策略，方能走出道德清高的象牙塔。於是不斷與身邊好友在思辯的，各種社會倡議與政黨、政府機關的互動界限，然後在既存的政黨框架下，嘗試各種可能。

（一）「真相」是這麼來的

近代的自然科學，發軔於十七世紀的「機械哲學」，認為解釋世界的方式是藉由基本的物質和運動，而且物質就是其本質，跟外在形式無關。之所以會有這樣的主張，是因為當時普遍接受的「自然哲學」認為，物質本身皆具有不可化約的質性特色，這是物質以外的「形式」、「本質」才使物質成為某「特定物」，進而構成世界的秩序。舉例而言，砂石磚瓦所造成的教堂，在機械哲學者的觀點中，僅僅是砂石磚瓦，跟造成豬舍馬廄的砂石磚瓦並無不同，但是在自然哲學者的眼中，「教堂」除了砂石磚瓦的「物質」以外，建築成為「教堂」的「形式」讓「教堂」有其神聖崇拜的本質，因此不同於豬舍馬廄。

在認識論上，「機械哲學論」主張應直接觀察、直接閱讀「自然之書」來替代偉人著述；這也是為了要抵抗「自然哲學論」主張，知識的來源應藉由研習、詮釋人類典籍記載的權威。而當時「自然哲學」中擁有權力的解釋者，主要都掌握在教會與教士手中，藉由這些主張，他們得以去爭權奪利；而與之對立的「機械哲學」，在一開始出現之時，是帶著反威權色彩的，並拒絕盲目的信賴，並且在伽利略、波以耳、克卜勒等一系列物理、化學、天文的著述之後，近代所謂的「科學啟蒙」於焉成形。

（二）為什麼需要重組「真相」

沒想到... 還是「有條件通過」了。對環評不清楚的人，大概還會樂觀的想說，至少是「有條件」嘛、以後還可以持續監督啊！但實際上，這個「通過」就表示允許開發，而開發必要的破壞，也是無論如何彌補不回來的。

另一方面，環保與開發的對立，實際上也是假議題；更多時候，應該要關注的是「分配」的問題：開發案帶來的經濟成長，是誰賺走了錢？帶來的環境破壞與污染，是誰承擔？抗爭現場的對立，實際上都是媒體刻意呈現的結果。

走進抗爭現場的時候，往往會發現，看起來不理性的抗爭暴民，其實背後的論述主張，反而是更理性許多；而既得利益者，因為佔據優勢，所以能悠哉的顯示其「冷靜」的一面，但若檢視其動機，往往都短視近利。

今天特別針對「美麗灣」的案子多說幾句。這是當初業者透過分割開發面積，規避環境影響評估，而且有高等行政法院裁決「建照無效」、最高行政法院判決「環評無效」定讞的案子。沒想到地方政府強度關山，今天竟然還是「有條件通過」了。

當初「海角七號」那句經典台詞，「山也BOT、海也BOT」的狀況仍持續發生。今天的美麗灣都能過，未來這些開發案就會如骨牌效應般擴大發展。

準備南返了。為了趕車，提早離開飯局，席間喝了幾杯紅酒，乾杯乾的暢快，所以就佯狂高歌：一點張鳳鳳、幾句五月天、甚至還哼出梁靜茹… 我想，是想遮掩心中的不捨吧！

這應該是今年吃的第一頓尾牙，卻是跟這個研究團隊的最後一次聚餐。兩年了，很開心當初有機緣能參與在這個研究專案中。老師和助理群都有鮮明的關懷，在研究專案以外，也會分享著各種社運議題；參與的老師包括長期關注原住民議題的紀駿傑老師、土地徵收與都更議題都身先士卒的徐世榮老師、跟環保署打筆戰的杜文苓老師… 

我總覺得我在這裡，不只是作研究助理的工作，也是親眼看著老師們時間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。在街頭上也會偶遇研究團隊裡的夥伴，有人目前在關注北纜爭議、有人進入部落作社區營造，也有人保持距離著述批判，也有人上街抗爭不遺餘力。比較煽情的說，這個團隊，是因著對土地正義的號召，而從各學校前來此相遇，對我來說，還有一個重點是，這裡也是個性別友善的團體。大家知道我有固定交往的伴侶，席間也不只我一個同性戀；而這些言談都是這麼的自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