易俊宏的筆記空間

本文原發表於「台文通訊」（2013：11），236期；網頁版請點此。本文能夠發表，感謝台語開講會做伙的朋友，特別是負責場地的鄭雅心、王薈雯，若無妳來鬥跤手，開講會嘛袂運作到這馬。

雄雄發現lán台語開講會已經進行有兩年--ah！雖然lán ê成員來來去去，但是逐家lóng ē揣時機來鬥陣開講，mā有新加入--ê來做伙開講，除了學台語文以外，mā ē-tàng來分享in進前學習台語文ê經驗。總--是開講會行到tsit-tsūn，tī teh-beh滿兩冬ê時，有人來報一个好消息！種有機米ê賴青松大哥，知影lán開講會ê存在，beh約lán做伙來去宜蘭tshit-thô。聽著tsit个消息，逐家lóng tsiok歡喜--ê，tshiâu-tshiâu--leh，就決定8月底beh相招去宜蘭行踏。

出發hit一工早起，guán一陣人七早八早就約tī-leh轉運站集合，beh坐八點出發ê車，iáu-koh有在地ê朋友kap guán約tī宜蘭見面，lóng總十外个人，來到賴青松大哥in厝，mā beh十點--ah。Guán先tī-leh賴大哥in厝互相介紹，賴大哥知影lán tsit陣人有高中老師、有記者、有學生，koh有研究助理，表示講成員有tsiah-nī無仝ê背景，tse開講會真無簡單。Khah熟sāi了後，就由賴大哥tshuā頭，去伊ê田--裡體驗。賴大哥先教guán怎樣分別雜草kap稻仔，然後就放guán家己去無閒。11點左右ê日頭tsiok炎--ê，逐家ná流汗ná用台語開講，手koh ná割草；tsit種體驗tsiâⁿ難得mā tsiâⁿ趣味。

擔任學生自治組織幹部，大概對於自己「能做什麼」、「該做什麼」，都會依循某種傳統，例如前一屆的行事曆、或是某種慣例，然後在這個框架下，做一些自己「想做的事」，例如增刪一些活動企劃等等。其實，這樣看來，能創新的空間相當有限，不過，大概學長姊或老師，都會這麼跟你/ 妳們說：不要搞得太複雜啦、之前已經有人失敗過了；任期也才一年、做不了多少改變；順順利利上任、平平安安交接最重要。面對這些保守的言論，我們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？

此外，在任期之中，我們可能也會聽到一些基進的意見，例如「學生會都太逸樂化了」、或是一些很抽象、但聽起來很有正義感的話，例如「大學作為高等教育組織，應該要涉入社會議題、回應社會期待」。對於這種說法，我們心裡大概也會滿腹委屈：難道只會辦演唱會有錯嗎？大家對公共議題不感興趣，能有什麼辦法？

本文是應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自治會之邀，於該校的「第二屆議事營」中，分享如何經營校園議題。在講座之前，與會的同學們已歷經過另一場「社會議題」的講座，並且演練過”world cafe”的討論模式了。作為演講的參考手稿，本文試圖指出，學生自治組織應藉由形塑校園公共性的過程中，釐清組織的定位，並藉由討論能量的擴散，一方面拉近與學生的距離，一方面呼喚出學生的主體性。

所謂「主體性」，簡單的說，就是「誰說了算」。校園事務，例如多少學分久要休學、要不要有門禁，這種事情，明明是對學生影響最大的，何以學生連置喙的空間都沒有？對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來說，此類公共政策的成形，受管理的群眾都能「由下而上」地來影響這個政策，而並非只是管理單位「由上而下」的片面約束。校園事務也是一樣，特別是在大學了，我們不能還是只會聽老師爸媽的話、連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都沒有。

但是「獨立思考」的能力其實是很個人的，而學生自治組織作為一個團體的單位，我們應該思考的角度是：如果同學們有獨立思考的意見，我們如何集結討論、發揮影響力？過去，這個問題有個很懶惰的答案，就是設一個意見信箱，有意見去跟校長說就好了，或是，學生自治組織作為一個反應的橋樑管道，可以代為傳達意見。但這樣真的很懶惰，而且如果這樣就可以解決問題，那還要學生自治組織幹嘛？所以要回到「社群」的概念，以跳脫單向的、菁英式的作法；簡單而言，每個人既然都會獨立思考，那一群人應該就有一堆不同的想法，而學生自治就應該試圖讓這些對話相互撞擊、彼此說服，然後依其結論與校方進行協商。

 目前在台灣大專院校中的學生自治，往往是行政權為大，也就是學生會相對較為活躍；原本三權分立概念下的「立法權」（學生議會）與「司法權」（學生評議會）在組織經營上就相對薄弱。隨口問起身邊朋友對於學生自治的印象，就是「辦活動」；參與學生自治的動機，也不外乎想要學習如何「寫企劃」、「拉公關」…等等，幾乎等同於「學生會」在娛樂活動上的表現。很少有人是因為想要關切「校園公共事務」而參與學生自治組織的，至於當他們反問起，參與「學生議會」能學到什麼時候，我想，學習如何有效的開會、學習對議事規則的掌握，這事兒聽起來，還真不如去吉他社學幾個和弦、唱首歌來的好玩。

本文是「2013議事規則研習講座」綜合座談會的分享手稿。該活動是由政大議事規則研習社舉辦，在學員們歷經7/29至31的講座後，已經知曉了諸如動議種類與位階、委員會運作、組織章程與三讀、修正案… 等議事規則，最後的綜合座談中，將從學生自治的視角，檢視「議事規則」可能的侷限與助益。本文的主要論點在於，在「程序正義」的基礎上，仍有必要對議事規則有所掌握，但是在整個校園民主化的脈絡中，學生議會仍須經營與學生社群的互動，避免「議事規則」成為公共參與的門檻。

學生議會作為「立法權」的體現，在學生議員的選出辦法中，基本上是從各系中選出代表，至於多少員額才有一個席位，各校辦法不一而足。在組織運作上，學生議會是以「大會委員會制」，有別於學生會的「大會首長制」決策是以「首長制」，學生議會/ 學生代表會的決策是採「合議制」，因此學生議長/ 學代會主席是虛權。立法權作為制衡行政權的設計，學生議會主要專責監督學生會的預決算、並監督學生會的運作。然而，在運作的狀況上，前述的理念卻不一定能落實，而會變成兩種極端的狀況：一是學生議會作為學生會退休幹部的去處，二是相互制衡的機制卻激化成兩者的對立。

第一種狀況，主要是囿於目前一年一屆的交接過程，在組織傳承上面臨相當大的侷限。因此，學生會資深轉任議會，便能藉由監督機制、延長經驗傳承的時間，但是卻會陷入「老人干政」、「資深就是學問深」的狀況，簡而言之，就是「人治」；這種狀況，加上學生會本身公共性的喪失，連帶的學生議會也變成裙帶關係的網絡，整個學生自治圈就會變成一群人自己玩自己的遊戲，越玩越式微。第二種狀況，通常是學生議員直接依辦法產生，在缺乏學生會的行政經驗之餘，雖然少了人際網絡的牽絆，但在想要與學生會的抗衡下，有時會上演雞蛋裡挑骨頭的劇碼，讓後陷入惡性循環的對立中。這種兩常見的學生議會運作瓶頸，都再再彰顯了掌握「議事規則」能力的重要性。

從議事規則的觀點來看，第一種狀況，如果能有效的將檢討經驗轉化成會議記錄、然後與學生會一起聯手爭取學生權益，我想，至少會是一個好的結果。可是往往看到的都是「以老賣老」，因為複製了學生會「首長制」的決策過程，對於基本議事程序、以及委員會的運作，都付之闕如；而這幾個環節，正是學生議會何以是「虛位首長制」的關節。再加上「資深就是學問深」的關係，此類型學生議會大概也不會以什麼好的章程產出，更別提對三讀程序的掌握了，但是作為一個體現「立法權」的單位，卻沒有好好的立過一個法，這不是有點諷刺嗎？至於第二種狀況，就是在「預決算案」上大作文章，因為這是最實質「監督」學生會的方式，而把修正案、動議位階玩到底的同時，也造就了「學生自治」內部的對立，不但更難在校方制度上，與學生會聯手跟行政體制抗衡、也在某一種度上，把「學生自治」玩死了。

本文收錄於「『形式民主實境遊戲』學生自治的反省、突破與重建研討會論文集」（p498-500），2013，台北：師範大學學生會；網路閱讀網址請點此。

學生自治組織最常被批評的，就是在搞自己人的「小圈圈」：學生自治幹部總是那群相互認識、有關係的人，有去幫忙會長拼選舉的、自然該給個頭銜來當；至於學生自治到底要做什麼？就是把去年的行事曆大致上做過一遍就是了。這種「小圈圈」文化，讓學生自治陷入一種矛盾：面對校方的時候，好像能代表全校學生發言，但是私底下都心知肚明，每次都要動員才能過門檻的投票率、還有總是收不到學生會費的窘境。這再再都對比出，「制度內」的學生自治組織，是否能在「實質上」足以代表全校學生，這種連結的正當性，相當可議。對此，學生自治幹部最常見的回應是，一方面感嘆大家都對「公共事務」無感、不了解學生自治的精神與幹部的付出，但是一方面卻又持續的「按表操課」，面對各種「傳統」、「慣例」 仍無條件的接受。反正任期只有一年，能做的有限，何不就「快快樂樂上任、平平安安交接」就好？頂多，辦個區域性的結盟、弄些跨校性的活動，看起來很炫，但其實也是各校學生自治幹部搞搞聯誼、換換名片而已，辦演唱會的主要工作，其實都外包給經紀公司了。

我從2004年在嘉義大學踏入學生自治的領域中，歷來我參與了不少青年培利的工作，也在非營利組織中服務過，後來也與一些朋友籌組了相關的社團（T-sata），嘗試將這些經驗與以整理、傳承。前段的敘述，有我對自己當初的反省、也有這幾年我觀察學生自治圈發展的心得。我在此想提出一個論點，並且言嘗試指出可行的解決方案。我的論點是，我們在組織經營上，必須檢視學生自治的「公共性」；而可行的行動策略就是發動「校園審議」。

今天的許多發表文章，都有論及「學生自治」的精神，其中我想特別提出來的一點，就是藉由「做中學」（Learning y doing）來深化公民參與。因為有在坊間基金會做過青年培利的工作，我看到的是，越來越多年輕人關心公共事務；這幾年的很多社運場域，無論是野草莓、反國光石化、都市更新爭議、反媒體壟斷等等，越來越多年輕面孔出現。我與他們聊天，常常會問他們，為何不去參與校內的學生自治組織？但是他們寧可去搞一個異議性的社團，也不要受制於制度框架中。我想，這很值得我們學生自治圈的人來反省：當我們說他們不參與學生自治組織，其實是沒有足夠的對話空間。有想法的人很多、也有能力行動，對他們而言，參與實際的議題，效果是相對立即的（無論是成功或失敗）；而學生自治組織呢？莫非只是在制度中給老師摸摸頭的？我們有辦法回應學生們的需求嗎？特別是在大專院校這種高等教育的環境中，我們能否回應社會期待？難道校園內的公共事務，就只剩下演唱會或畢業盃了嗎？或者針對像是學生餐廳、宿舍熱水、停車位這些「公共事務」，只憑會長/ 議長/ 系學會會長的幾句話，真的就夠了嗎？

 「希望世代、青年領航」這並不只是一句口號。法國1968年的五月學潮，促使國家在政治經濟的治理思維，過渡至自由主義的理念；於此同時，日本則處在高度經濟成長後的社會矛盾中，由大學生組成的「全學鬥」一方面爭取校園民主之餘，一方面也試圖味混亂的政治帶來改革。在台灣，1990年的野百合運動提出四大訴求，進一步跨校串連的結果，使得當時的總統進行國會改革，將台灣的民主發展引入另一個階段。

年輕世代在改變世界的脈絡中，總是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。但是，要能扮演好這個角色，也並非只是身為「年輕世代」足已；能不能問出好問題、然後嘗試著尋找解決方案，藉由團隊合作，並且做出一些改變，這個才是關鍵。而「政策研發競賽」正提供了這樣的一個介面。

不要害怕「專業」的圍籬，「政治」說穿了，也不過是生活中的大小瑣事而已：能看什麼電視節目（媒體壟斷議題）？能不能結得起婚、養得起家（青年貧窮化）？有沒有機會享受自然環境（各種海岸山林的BOT）？原本是自己的家產，會不會一夕成空（土地徵收、都更迫遷）？首段的學生運動，其出發點都是基於理想性；有了發問的動機，才能引出更多的思考與對話。以我當年的參賽經驗，是由園藝系、生科系、生物系，以及法文系的四位好友，一起提出了關於綠色載具的「交通政策」；後來回過頭去看，提出來的規劃仍有不盡理想之處，但是此一競賽的裁量空間，也提供了相當的發揮彈性。

身為該活動曾經的優勝者，我並無意溢美此活動的效益，特別是官方單位所辦理的活動，多有「作秀」之譏。但是該活動從書面徵件開始，到複試的面試應答，乃至於優勝者還有「一日首長體驗」，讓各種理想觀點，能與實務經驗拉近對話距離，甚至還有獎金誘因… 對於許多參與在公共議題的夥伴而言，是個難得的經驗。我並非對官僚體制的限制一無所知、也無意將此活動比擬為本文首段的各例；我想強調的是體制內外的對話與實踐。首段提到的法國、日本，乃至於台灣的案例，最重要的是最後帶來實質的政治影響，無論是讓總理下台、與內閣談判，或是解散國會等等；有想法的人說話了，然後與有權力的人開啟對話。

我認為，一個倡議理念要能夠落實，不能只是靠單方面的體制、或是靠單方面的街頭抗爭運動。我曾在抗爭中被警察扛走過、也曾因為倡議而近乎全裸示人（僅私處有技術性遮掩），我知道街頭對於社會運動的意義；國家畢竟是有資源優勢的，需要藉此才能衝撞出一些對話空間。而如今，就有現成的對話空間，雖然難以避免會有一些行禮如儀的過程，但是如果這是一個改革的縫隙，何不試試？

第一次聽到五月天的歌曲，那是在我高中的時候。那時，五月天已經出了幾張專輯了，很多琅琅上口的旋律，一直聽朋友哼起，而我開始認真去聽的第一首歌，是「憨人」；我還記得其中有幾句歌詞，讓我印象很深刻：「我不是頭腦空空、我不是一隻米蟲，人啊人、一世人，要怎麼歡喜過春夏秋冬？」

我的家鄉在大甲，這是一個台中濱海的小鄉鎮，現在大家對它的印象不外乎是「鎮瀾宮」、「奶油酥餅」等等。我在大甲待到高中畢業，大甲高中大概是台中縣的十幾志願，而國中同學其實有不少人已經到台中市求學了，像是中一中、中女中等等；歷經過一次升學考試，好像對於「優勝劣敗」的升學制度有點理解，卻又不太願意去面對。升大學的大考將近，雖然我也很懷疑這些教科書可以給我些什麼，但是除此之外，我也不知道能幹嘛。鄉下地方的資源不多，大家也一心嚮往著都會生活，好像什麼「好康的」都在那裡；而外面的世界，就有一個門檻分數，來決定我們的優劣好壞。在被迫要屈服這些遊戲規則之下，情緒一度相當苦悶，所以聽到五月天的歌，突然有被打動的感覺。

我那時問自己，對呀，自己的夢想是什麼、怎麼樣能讓自己開心？五月天的歌詞中，不外乎夢想、勇氣，可是現實生活中，老師要我們好好讀書、爸媽要我們考間好學校，他們大人幾乎都說，這樣以後就會順遂安康了。我那時不大相信，但也不知道如何反駁他們，而我們的體制教育，只有一堆教科書和考卷，卻沒有教我們認識自己、或理解這個社會。那些大人總愛說，以後長大就知道了，上大學就「由你玩四年」，而高中之前，最好乖乖閉嘴。

所以我就乖乖聽大人們的話，他們說，男生嘛，最好選自然組，大學呢，那時政府丟出「兩兆雙星」的政策，說要發展「生物科技」，所以我最後選上了「微生物與免疫學系」，就這樣開始我的大學生活。

一、 在身體中發現「社會」

身為一個男同性戀，當我告訴別人「我是gay」的時候，從來就不僅僅是「我是個男人、我愛男人」這麼簡單而已。

以前小時候，會覺得自己很「怪」，有些事情不知道該跟誰講、或不知道怎麼講，長大後會想起來，才知道那是一個被「異性戀」意識型態籠罩的氛圍：當我不強調我是gay的時候，每個人都被預設為「異性戀」，從電視八點檔到床邊故事都是這樣。那段青澀的歲月，還要假裝自己是異性戀，扮演父母、師長、同儕眼中的角色，只為了不讓自己被排擠，但私底下又覺得「好累」，忍不住在文學、電影中找尋類似的情節片段，以尋求一些自以為是的支持、讓自己不致於太「孤獨」。直到後來，也開始結識更多同性戀的友人，我才發現這樣壓抑而強顏歡笑的歲月，竟是每個人或多或少的生命歷程，我終於知道那些「男兒有淚不輕彈」、「男兒膝下有黃金」的俗諺，正是一種桎梏，牢牢的制約住每個身體。

從家庭教育到社會價值，我們一直被規馴（無論是懲戒或獎賞），去扮演出一種「正常」的生活腳本，即便那跟真實的自己天差地遠。於是，我在自己身上發現了「異性戀」的社會烙痕，我無法將之抹除、或否認其存在，只能試著和平共處；所以，每當我要自介的時候，無論是升學考試、或求職找工作，我頭一句就會說：「嘿！首先呢，我是個gay…」

還記得20歲的生日，有種違和的感覺… 因為過了那晚，法律上我就是「成年人」了，具備有「公民」身分，但是到底有什麼不一樣？還是一樣的上班/ 上課，跟朋友約吃飯，看看沒營養的新聞頻道，抱怨一下老師/ 老闆，然後穿插著同學/ 同事的八卦。這種「成年初體驗」幾乎都在大學階段上演，看似我們獨立了許多，可以安排各種行程、規劃自己的生活，但其實仔細想想，也都侷限在「個人」的生活層次，到底沒多大差別，除了年紀大了一點。

就概念層次來說，成年的意義不只是「完全行為能力」，還有「公民權」的賦與；有別於「人民」、「國民」僅僅是受統治以外的意義，「公民」強調的是參與政治的權利。在教科書中，我們背誦了不少關於台灣的制度、法律、經濟… 等名詞，知道是非題在「深夜沒車的街道上不能闖紅燈」要選「圈」，然後呢？

「公民」不應該只是一種考試科目，更應該是一種「做中學」（Learning by doing）的生活方式；而學生自治，正是相關課題的實踐場域。對於集體的公共事務，無論是班上的、系上的、各校區的，乃至於全校性的，都是我們可以著力的地方；我們既然花了學費來此，其實有很多我們可以置喙之處：系上老師有沒有好好授課、修業辦法有沒有問題、校方的建設適不適宜？所謂「自治」就是「自我治理」，「成年」的另一個意義，應該是在公共事務上，能學習發展發揮更多溝通、協調的能力。當然，會期待班級公關抽學伴、辦一個盛大的系週活動，乃至學生會要辦演唱會等等，這種娛樂性的事務誠然不能少，但是公共事務應該涉及更廣的議題，諸如校區資源分配與連結、校園性別平等、校務資訊公開… 等等。

所以，學生自治，關我（們）什麼屁事？我想給一個比較浪漫的答案，就是「我長大了」。不是單純生理年齡的成長，而是對公共事務的意識萌發與否、我們在專業領域之餘，是否能反思這些影響我們生活瑣事的規章制度？是否能從思考的層次變成集體行動？從門禁制度到無性別廁所，已經有好多議題反覆在不同地方討論，而我們（嘉義大學）呢？如果被專業領域侷促了我們看世界的視野，在工作之外我們對這社會運作一無所知，說重一點的話，「專家也不過是條訓練有素的狗」--愛斯斯坦如是說。

作為一名「學生」，不應該只是把書讀好而已。以前台灣在提倡婦女運動的時候，有句口號是這麼說：「先學會做好一個人，再去學會做一個男人或女人。」我覺得很適合改來對照給今日的台灣高等教育：「我們應該先學會做一個公民，再去學會做一個工程師/ 教師/ 獸醫師/ …」生活並不是只有工作，太快把自己變成一個專業的工作者，而對於組織運作和權利制度沒有任何意識，就是變相的把自己囚禁於象牙塔中，這對於任何一個人來說，都是很可惜的，特別是「學生」--還在學習的階段，卻錯失了這個一個學習的機會。

（一）「真相」是這麼來的

近代的自然科學，發軔於十七世紀的「機械哲學」，認為解釋世界的方式是藉由基本的物質和運動，而且物質就是其本質，跟外在形式無關。之所以會有這樣的主張，是因為當時普遍接受的「自然哲學」認為，物質本身皆具有不可化約的質性特色，這是物質以外的「形式」、「本質」才使物質成為某「特定物」，進而構成世界的秩序。舉例而言，砂石磚瓦所造成的教堂，在機械哲學者的觀點中，僅僅是砂石磚瓦，跟造成豬舍馬廄的砂石磚瓦並無不同，但是在自然哲學者的眼中，「教堂」除了砂石磚瓦的「物質」以外，建築成為「教堂」的「形式」讓「教堂」有其神聖崇拜的本質，因此不同於豬舍馬廄。

在認識論上，「機械哲學論」主張應直接觀察、直接閱讀「自然之書」來替代偉人著述；這也是為了要抵抗「自然哲學論」主張，知識的來源應藉由研習、詮釋人類典籍記載的權威。而當時「自然哲學」中擁有權力的解釋者，主要都掌握在教會與教士手中，藉由這些主張，他們得以去爭權奪利；而與之對立的「機械哲學」，在一開始出現之時，是帶著反威權色彩的，並拒絕盲目的信賴，並且在伽利略、波以耳、克卜勒等一系列物理、化學、天文的著述之後，近代所謂的「科學啟蒙」於焉成形。

（二）為什麼需要重組「真相」

沒想到... 還是「有條件通過」了。對環評不清楚的人，大概還會樂觀的想說，至少是「有條件」嘛、以後還可以持續監督啊！但實際上，這個「通過」就表示允許開發，而開發必要的破壞，也是無論如何彌補不回來的。

另一方面，環保與開發的對立，實際上也是假議題；更多時候，應該要關注的是「分配」的問題：開發案帶來的經濟成長，是誰賺走了錢？帶來的環境破壞與污染，是誰承擔？抗爭現場的對立，實際上都是媒體刻意呈現的結果。

走進抗爭現場的時候，往往會發現，看起來不理性的抗爭暴民，其實背後的論述主張，反而是更理性許多；而既得利益者，因為佔據優勢，所以能悠哉的顯示其「冷靜」的一面，但若檢視其動機，往往都短視近利。

今天特別針對「美麗灣」的案子多說幾句。這是當初業者透過分割開發面積，規避環境影響評估，而且有高等行政法院裁決「建照無效」、最高行政法院判決「環評無效」定讞的案子。沒想到地方政府強度關山，今天竟然還是「有條件通過」了。

當初「海角七號」那句經典台詞，「山也BOT、海也BOT」的狀況仍持續發生。今天的美麗灣都能過，未來這些開發案就會如骨牌效應般擴大發展。

然而，「異議公民」又豈是「性別」議題而已？當我們期待主流異性戀能打開多元對話的空間，也應該試圖理解到自己在不同場域中所處的主流位置、一起打造多元的「彩虹城市」。還記得大學的時候剛出櫃不久，還在校園中辦理一系列性別相關的活動，也同時開始接觸其他領域的社會議題，諸如雲林湖山水庫的開發爭議、嘉義郡役所的保護…等等。後來，我便未特地去區別公共議題的屬性；因為身為一個男同性戀，有機會感受到被壓迫的經驗，藉此就會試圖去理解死刑爭議、賦稅公平、核廢料處置、媒體識讀、勞動權等議題。

大學畢業之後，我前後在「抗暖化大遊行」執行處兼職，然後在台大社會系擔任研究助理，接觸了「基因改造食品」與「審議民主制度」。最後在「台灣環境資訊協會」（Taiwan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association, TEIA）中任職，主要在網站上進行各種環境議題的彙整、協助發行每日電子報，並培訓公民記者協同進行採訪。那時懷著滿腔理想，認為投身非營利組織，就有機會在溫飽之餘，同時實踐對社會的理想。

在學生時代參與各種街頭抗爭之餘，我也暗自思忖，公共倡議的方式，不應只有一種；街頭運動是開啟多元對話的起點，但是有了對話空間之後，如何深耕議題？TEIA自許為「獨立媒體」的理念，因此相當吸引我：嘗試藉由資訊公開與不同觀點的揭露報導，讓更多環境議題可以提升其能見度，並留下記錄、有機會獲得討論。公民社會既然非一蹴可躋，而深耕議題的第一步，就是知情與資訊公開。

本文原發表於「台文通訊」（2012：9），221期；網頁版請點此。本文能夠發表，感謝台大新聞所賴昭男同學的討論與意見給予，以及師大台文所王薈雯同學的拼音校正。

頂kái gún一陣少年朋友，招招--leh講beh去唱歌。拄仔好，gún lóng是對台語教育有leh關心ê人，雖然其中有人台語講buē輾轉，但是mā有人ē用羅馬拼音來寫台文；gún就講好，去KTV唱歌ê時，mā ài唱台語歌曲。

若是講著台語歌曲，通常ê刻板印象lóng是khah悲情--ê。點來點去，歌詞內底tsiok 濟「寂寞」、「看破」、「艱苦」…，雖然mā是有像「跤踏車」、「山頂烏狗兄」tsit種khah純情少年感覺ê歌，但是比例上總--是khah少。後來，我就發現有一个團體，in ê創作tī leh台語歌當中，hō͘人真無仝款ê感覺，mā改變一般對台語歌ê刻板印象。In就是『五月天』，Mayday。

Mayday ê頭一條創作歌曲就是用台語寫--ê，tsit首歌充滿青春背骨ê氣味，叫做〈Kà車〉，是leh講一个少年tsiok buē爽ê心情，交無女朋友，感覺爸母規工se̍h-se̍h唸真煩，m̄管警察ē掠，就是beh去「kà車」。但是in真正出名ê代表作品，是〈志明kap春嬌〉，tsit首歌真趣味就是講，以前看ê愛情故事，男主角lóng是叫做「志明」、女主角總是叫「春嬌」，但是若是有一工，tsit兩个人beh tshé，in ê心情是如何？Tse就是tsit條歌ê歌詞內容。

http://www.appledaily.com.tw/realtimenews/article/life/20120416/118726/

蘋果日報：教授請反同志團體演講　政大學生抗議

關於這個新聞，最常聽到的反動論述就是，要尊重多元的價值，包括不能夠接受同性戀的思想。這種想法其實只是在程序上進行攻擊，卻維持了結構性的壓迫，與實質的歧視。設想一個狀況，如果今天有一個演講的主題是，如何讓原住民歸馴於漢文化，會有什麼後果？原住民大可抵制，但是漢人為什麼不能去開化「番仔」呢？甚至，為什麼要用漢人的納稅錢，去幫原住民用什麼母語教材、補助什麼賽得克巴萊的電影？應該要補助的是漢人抵抗日軍的史實片啊！

旁觀者會說，漢人也有漢人的自由啊！但是旁觀者其實是假客觀，不但忽視了文化多樣性的價值，也忽視了歷史脈絡中造成的結構性問題，更別提原住民在社會上的資源分配有多邊緣了。所以，辦一場講述「如何讓原住民歸馴於漢文化」的演講，沒有問題嗎？「漢人」難道沒有歧視原住民文化的「自由」嗎？

當然沒有。所以焦點回到政治大學裡頭來；我認為，再多的辯論，不如直接施壓。國立大學身為納稅人供養的單位，我們都有權力去抗議控訴。我們自己轉貼再多、討論再激烈，不如直接將我們的聲音反映給當權者。